在校园中，教育权力（包括管理权、惩戒权等一系列权力）是专属于学校和老师的权力。学生可以在教育活动中协助进行管理，但不可以任何形式实施教育权力。

部分家长只要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与其他同学发生一点点小摩擦，受一点点皮外伤，动辄向教育局投诉学校。这种情况下，教育局通常会和稀泥，遵照“只要家长投诉，那就是学校的责任”的逻辑，直接甩锅给学校，对涉事学校的领导兴师问罪。这种管理制度下的结果必然是，学校和老师为了自保，那只能让学生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了。

严进+严出，除了给这些住在本宿舍的人施加了监控、增加了麻烦，有给学生增加了什么安全感吗？无非是给学校管理者增加了对学生的控制感。甚至，在遇到火情之后，学生都必须刷脸才能出楼，令学生们更长时间处于危险之中，不亦荒唐乎？ 必须批评一下这个宿舍的学生，她们也有很大的问题。其问题在于，她们的服从性太高了，在火情发生、烟气弥漫、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还规规矩矩，一个个依次刷脸出楼，不敢越雷池一步。

学校可以禁止携带手机进校园，但不应没收手机据为己有，而应将没收的手机交还家长，并且对学生与家长都不应有羞辱性的惩罚或“教育”；学生会干部也不应该有查违纪的权力，这一权力最好在学生之间流转轮值，以免固化出“学生统治者”；应该给予学生自我管理真正的空间，譬如某些校规的合理与否应该让学生参与讨论，而不是学校管理者脑袋一拍一条严苛的校规就产生了。

在教室里，教师好像天然就站在屋子的前方某一面墙前，具有较高的权威。所有学生都向着老师这一侧观望。老师可以方便地观察到每一个学生的表情和举动，而学生们并没有选择看什么不看什么的自由。 空间一定具有某种秩序，只是传统空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这种秩序是凝滞的、不可变更的。这种秩序又常被认为是二元化的和单面的。消极地参与这个空间的大多数人，并无管理空间的义务，彼此间也缺乏有效的联络手段；主导空间的人看似拥有极大的权力，实则也会承担非常大的压力。 教育既是被教育也是自我教育，当我们的学生不仅是为了拿到成绩积攒绩点的时候，他们也许已经为既求人又律己的创新做好了准备，没有黑板，同样能聚精会神地听一堂课，会爱上那没有任何隔墙但多智慧的教学楼。

在某种程度上，职校生成了学校及其管理者的“奴工”，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招生中介纷纷赶至校门口，拍摄焦急等候的家长，拎着被子离校的学生，配文：“我在酒店学校门口，退学的，联系我，还有书读”。 团队负责人曾发了一份《贵州中职学校劣势》，共列举了15个职校的各类问题，包括校区老旧、宿舍条件差、管理混乱等，以说服家长选择自己学校。 团队负责人曾向陈骏口头承诺，招到两个学生入读，每个支付报酬1500元，从第三个学生开始，每个1000元。

婚姻服务与管理专业的职业本科生们，将在四年学习后撰写婚姻领域的毕业论文，方可获得管理学学士学位。 婚庆专科的部分课程会“平移”至本科教育中，用于训练技能。例如学生扮演登记员，模拟办理结婚、离婚登记。 体制内外都需要大量婚姻人才，但缺口巨大。仅在婚姻家庭咨询辅导行业，人才缺口就达20万。

大学教育应以养成自律、自担风险与自负其责的成年人为己任，前提就是学校管理者应保持对权力使用的谦抑，把尽可能多的自由还给学生，让学生有野蛮生长的空间。把一切都管起来，只会造成无谓的消耗、抬升摩擦成本，及窒息生机。

大学生是成年人，上大学也是为了塑造与培养能对自己人生自负其责的品质，而不是不能自立自治的“巨婴”，所以大学无限扩大自己的管理权，侵犯了学生的个人自由、隐私与尊严进而侵犯学生精神成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