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市医保局局长曾建议学习三明医改经验的某代表团，医改的第一步就要砍药价，只有这样才能让普通群众立即直接受益，普通群众没有获得感的改革，就是自娱自乐。 一般来说，医院级别越高，治疗越复杂，相应地进口及原研药的配备比例越高。 三明相较于一二线城市，居民经济水平不同，对疾病负担更加敏感，“基层对进口原研药的需求没有那么迫切，尤其要把钱用在刀刃上，集采有力保障了普通群众甚至贫困群体的用药需求”。

城市环卫服务市场化的好处显而易见。国家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推向市场。这项服务完全可以交给外包公司，或者以政府招标的方式吸引民间力量，同时引入监督机制，防止出现图利特定人等的招投标贪污现象。市场化的环卫公司也可以货比三家提供优质的环境卫生公共服务，而不需要由财政承担编制与预算的沉重支出。

此轮机构改革后，民政部内设机构一增一减一调整，基层治理这一核心职能不复存在。此外，民政部的内设机构中有老龄工作司、养老服务司两个机构共同推进老龄工作，两个司局之间的职能权责如何划分仍待观察。

“‘錢’字右边两个‘戈’，为了‘金’，上下是要打架的。”时任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回忆时谈到。 1994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仅为461亿元，2023年达到10.06万亿元，增长了217倍。 在分税制改革中，央地财政关系，指的是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省以下财政体制如何改革并未触及。“上面千根线，基层一根针”的压力仍待释放。

衡阳自称是“在全省率先出台”同级监督的相关规定。2021年1月，衡阳的试验被湖南省委改革办评为湖南基层改革探索案例。 不少地方的同级监督探索以偃旗息鼓告终。衡阳市一名处级干部已经不记得蒸湘区曾在2015年做过同级监督试点。 （本文首发于2021年3月25日《南方周末》）

老龄化压力加剧，31个省份都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案，更有8省份明确提出了具体目标数值。8个省份提及“加大居家社区养老设施建设力度”。长护险作为“有备而老”的探索方向之一，被6个省份提及。 公共卫生改革的根子“不在技术层面”，“对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人才和管理同样重要”。相较硬件投入，只有上海和广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和疾控体系队伍建设”。 除3个省份明确打造中医药产业集群，另有11个省份提出要大力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一些偏远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互联网+医疗健康”覆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这预示着互联网+医疗健康或可为基层医疗带来红利。

抗疫至今，部分基层疾控具体可感的变化是每个月多了三百元抗疫津贴，除此之外，“疾控系统还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改变”。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此次防疫过程中发现，“医共体”是可以延续的改革之路。 多名医疗管理及保障专家分析，统筹医保和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使用就是把公共卫生的钱跟医保的钱放到一起用。目前仍在讨论阶段。

按2019年参保人数3.29亿计算，人均个人账户累计结存积累额仅在2500元左右，“即使有的个人账户能够完全积累下来，一旦发生大病这点资金也于事无补，看几次感冒就没了，还是要靠统筹支付。” 我国职工医保住院率从2012年的13.5%上升到2018年的18.3%，而在欧洲一些老龄化严重的国家，职工住院率也在10%以下。为改变住院率畸高、门诊支付待遇较低的现状，多地开展了个人账户制度改革与门诊费用统筹的探索。 通过个人账户改革腾挪出的资金规模在每年2000亿元左右，远不足以覆盖所有职工都去大医院门诊所需的报销费用。“我们希望80%的门诊应该在基层解决，但基层医疗机构有没有能力提供老百姓认可的医疗服务？”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3日《南方周末》）

经国务院同意，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司法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出台意见，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