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卖惨？这里面蕴含着一条从求助到卖惨、从真惨到假惨的发生路径。 一个客观事实或规律是，惨能激发公众的同情心与同理心，越是显得惨，募得的钱越多。路边的乞丐，缺胳膊少腿的比四肢健全的能得到更多的施舍，道理是一样的。

各地“为高考护航”的心态与做法可以理解，但“一刀切”地叫停一部分生产经营活动，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侵害商家利益的同时也未必会对考生有多大帮助。现行的法律法规与公共政策足以保障权益。以平常心与同理心对待高考，把考时作平时看，恐怕才是更为合理的公共政策，不过度关注其实也更有助于考生的发挥。

研究人员发现了共情能力的社会传递机制，同理心的确可以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且这个过程主要依靠观察学习。

作为一位经历过膝盖疼痛的人，作者带着同理心和洞察力写膝盖。书中也描述了膝盖疼痛的治疗方法，涵盖从手术到再生医学的各种方案。

“写一个人生活中的经历与创作小说截然不同，我认为作者面临的挑战是设法重现我们生活中不一定经历过的情感，这是同理心的体现”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在“捕杀”之类手段的保护下，韦恩斯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逃脱了裁决，继续作恶、恃强凌弱，成全或毁掉别人的职业生涯。 男人占据几乎所有重要位置，少数实在了不起的女性作为典范，散布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只要有最基本的同理心，就应当承认这种不公平。

在公共环境发生纠纷，讲理，依然是一条准则。 我二爷十几岁便去上海滩混饭吃，后来做生意，三教九流皆有交往。他年老回乡，教我的诸多常识里，最重要的一是“不动手”，二是“拖延术”，三是“设法拉拢看客为友军”，“请大家评评理”，说到底是讲理激发同理心，讲理的空间比许多人想象的大得多。

她形容自己是一位“不安分的人类学家”，常常想要挑战既有研究范式，在碑林、族谱、祠堂和村民的诉说中，寻找历史与当下重叠的暗影，揭开掩藏在日常背后权力的呢喃低音。 “人家常常问我，你做了几十年南中国的研究，为什么你现在跑到中东和非洲去了。我说没问题的，对我来讲中国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一个过程，哪些过程最有意思、最有需要研究的地方，我就去哪儿。” “人类学最要紧的就是培养同理心，了解和尊重他人……别让界限定义你，应由你自己定义你的界限。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被称为人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的话，你的学术就有了普遍的感染力，这也是我从文学中悟得的道理。”

同情心、同理心、宽容和悲悯，是我们作为人类，区别于AI和机器的最大本质。或许，在未来时代，大部分物质生产甚至相当部分的精神产品生产都由AI取代，而同情、同理、宽容、悲悯、友爱、仁慈，才是我们作为肉体人类的生存之本。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也就是尊重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