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卖惨？这里面蕴含着一条从求助到卖惨、从真惨到假惨的发生路径。 一个客观事实或规律是，惨能激发公众的同情心与同理心，越是显得惨，募得的钱越多。路边的乞丐，缺胳膊少腿的比四肢健全的能得到更多的施舍，道理是一样的。

“韩江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作家，她对人类的失落和痛苦有着深刻的感知。” “诺贝尔奖总是带有实际的，甚至是政治上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近年来，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提名过程，阅读了比以往更多的非欧洲的作家作品。”

“娜拉”从走出“夫”家离开婚姻变成了走出“父”家自由恋爱；“娜拉”也从追求个人自由、恋爱和读书而出走转向为爱国、为民族复兴和社会革命而出走。 与原作中观众几乎一边倒地将同情理解倾注于娜拉不同，《玩偶之家2》呈现出“娜拉出走”在不同当事者视角下的意义。

阅读曾王苏的各种评传，是一种太糟糕的阅读体验，我们大多数的现代作家们在撰写数百上千年的历史人物时，仍然是仰望着的，缺乏最基本的智识维度。固然没有人能超越他所在的时代，但我们对历史所抱持的“同情之理解”，就是“拒绝反思”的代名词吗？将曾王苏圣贤化并拔高他们的各种反智言行为睿智，是不是走得过远了些呢？

公众对求助平台本身也要保持警惕与审视。有求助平台把个人求助募捐当成引流工具，利用人性的弱点进行各种商业开发，如做成卖保险的平台，当你为某个重病的人捐了钱之后，可能内心也会比较脆弱，感叹人生无常，此时平台向你推荐一个保险产品，你会不会买呢，会不会给家人送上一份爱与保障呢？媒体曝光过某平台活跃着大量筹款中介，地推扫医院的楼层，搜罗求助人，撰写悲惨故事，精准把握人性弱点，对所筹集的款项收取30%-70%，这是把募捐做成了一门骗人的生意，这是肆意操弄公众的同情心牟利自肥。

他是把西方现代美术流派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当一些声音指出应摈弃传统美术时，他又坚定地为中国文人画的价值辩护。在他身上，似乎同时住了两个人。一个是追求自由、渴望革新的青年，一个是冷静的老者。 邵大箴的学生薛永年认为，“邵先生是有学术锋芒的，但他会采取一种陈述而不是论辩的方式来表达，他说的东西就能被人接受。”这种锐利而不失克制的姿态，贯穿着邵大箴的美术批评生涯。邵大箴撰文表明，“我们理论家，与其保持平庸的全面性，不如力求理论的鲜明性、尖锐性和针对性……因为深刻的片面性里含有创造性的思维。”同时，他也主张“同情式的批评”，即尊重创作者，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作品的意义。

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对这些自放于礼法之外的隐士，具有一些“理解之同情”，愿意聆听他们发出的信息，但却不能同意和接受他们的观点。逃避、戏谑、嘲讽、隐藏，都可以得到理解，并且也具有某种观念的批判性，但这些却不能解决真正的现实问题。

门罗所有的故事都直抵平常人的内心欲望、遗憾、爱的欢愉和伤痛、逼仄的人生境遇里的绝望与负疚。作家写出人物在瞬间的失衡，并由此做出的不道德行为，使我们大多数在现实里必须小心翼翼的凡人内心深处的某种越轨的妄想，得到富于同情的合理的安放。

“这些照片在视觉上被深挖，使得情绪浓度更高，而不只是某种瞬间状态的重复抓取。我期待相遇，但又害怕某种重逢，所以，永远要到新的地方去。” 只要看到那些值得垂怜、同情或感慨的事物和人，他觉得摄影师就应当驻足、凝视，“咔嚓”，拍下来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对于这些造假卖惨欺骗粉丝的行为，不能姑息。平台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对于那些有卖惨博同情嫌疑的账号，应该尽到更高的核实义务，或者至少要提醒网友谨慎、不要轻信，对于有劣迹的网红和MCN机构要给予处罚，降低他们的流量权重，甚至关闭他们打赏带货的功能，让他们无法从流量中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