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编制带来了很高的“经济租”，那么就会有学历、条件或资格远远超过做这份工需要的来申请这份工，就会出现众多硕士竞争一个有编的清洁工岗位、名校博士去当有编城管的“咄咄怪事”。很多人替这些高学历人士惋惜，而更大的问题，是这些人以高学历为筹码争夺编制的“经济租”而胜出，纳税人多出了钱并没有导致更多的产出，更应该替纳税人惋惜。

以新增一级学科博士点数量为例，在上一轮的审核结果中有268个，而此次为480个，增幅达80%。而从专业学位博士点数量来看，今年新增351个，是2020年新增数量的近4倍。 “中国高等教育目前正在朝大众化的方向发展，过去，本科生和硕士生扩大了招生规模，相应的，博士生也需要扩招，这样的话，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节奏才合拍。”

“特别是中央党校现在把统一战线理论的教学机构由教研室提升为教研部，反映了中央对统战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 山东大学是首家将统战学设为二级学科的高校，2015年，首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入学。在已经招收的94名博士生中，仅有18人毕业，进入统战系统工作的只有1人。

组委会：“真正的市赛一等奖，我觉得90%以上是非常接地气的小项目。公众觉得题目很高大上，其实项目本身是基于（学生）自身认知水平的。” 评委：“小学和初中的项目，我们明显感觉到它是一篇硕士或博士论文的话，肯定不会让它进入到（下一环节），不管它做得多么规范。相反，做得越规范越说明不是孩子自己做的。” 辅导机构：选题越贴近生活实际，评委就会觉得越真实；一些明显不符合学生年龄的研究，比如关于宇宙或者治疗癌症的，“评委一看就会觉得有代做的可能”。

海归马琼在约会时常常隐匿自己的博士学历信息，不善与异性打交道的她曾在网上学习如何向男性撒娇；名校硕士克里斯蒂·杨是公关公司女老板，经济独立，性格外向，希望未来的伴侣能够支持自己的事业；哈尔滨小镇女孩张梅独自闯荡北京，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和八名女性共用一个卫生间，每年都面临父母让她回家相亲的压力；长腿艾薇是职业情妇，开着情人的阿斯顿·马丁轿车，畅想自己是否会找到丈夫。

“博转硕”成为了高校里的新现象。国内每年招收与毕业的博士生人数都在高速增长，就业焦虑也推动着不少博士生尽快转战职场。近年来，多所高校已陆续建立博士生分流制度。加大分流力度不仅是为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严格把关，也要从全局出发避免培养资源的浪费。

孟启平后来得知，和自己同批通过面试的五人，无一例外，都是硕士研究生，其中一人也有海外留学背景，两人被一起分到县文广体旅局，“刷新了该局历史上的职工最高学历”。 作为人才引进的招聘方，王蒙并不否认，县城对人才的承载能力并不如想象的那般足够。曾有一名博士通过选调方式考入她所在的市区，但因为“干的是非常基础的工作”，与其预期不符，最终没能留住。 “县城一方面需要人才去建设它，但人才真的来了以后，好像很多时候也发挥不了该发挥的作用。”

民办高校被包含在第三类“29所本市高校”之中，共7所，分别为上海杉达学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上海建桥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上海兴伟学院、上海立达学院。 截至2023年9月，明确表示招收国（境）外高校毕业生的省份共有10个。大部分省份界定的学校范围，是以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位为准，并要求考生具有硕士及博士以上学历。 “之所以纳入民办高校，除了对本市高校倾向照顾以外，最主要是不以学校出身来判断英雄。”一位接近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中高职学校的升学率逐年上升，其中中职高达65%，而高职在20%-30%。东部省份一所职业学校智能制造学院的老师告诉我，他的学生参加专升本考试的比例高达70%。 我自己也走过了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道路，从本质上说，我跟追求升学的职校学生没有区别。 “再也不想打螺丝了”，是我遇到的参加过“顶岗实习”的职校学生的普遍心声。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看不到好的职业发展前途，只有抱着希望去追求升学改变命运了。

2023年3月，贵州省政府发函称，同意将贵州大学“十四五”末办学规模扩大至57000人，其中硕士研究生20000人、博士研究生2000人。这是2020年以来，贵州省内扩招的第五所高校。 作为2000年以来国内研究生教育经历的第四轮扩招，侧重中西部及新冠疫情大背景是其特殊性所在，“但只有规模没有质量也不行”。 近年中小学教职成为热门工作，毕业求职时，林晓发现师范专业不太容易找工作，即便是在小县城，当地学校大多也为本科毕业生设置了“双一流”或“部属院校”的应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