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制造业的低碳转型关乎“中国制造”的绿色竞争力。调研企业锚定双碳目标，以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驱动制造业升级。但在能源转型、绿色供应链管理等方面仍面临挑战。

从汽车供应链ESG尽职调查风险指数来看，28%的汽车制造企业属于高风险等级，违反消防法和安全生产法是汽车产业链中主要的ESG风险。

日本用投资海外的方式，绕开了西方国家近三十年的贸易围堵，最大程度保留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硕果。 “（日企）以大带小、供应链依次出海的层次感非常鲜明。” 大量出海企业挣到了相当数量的外汇，但他们并没有将资金投入再生产，而是助推了资产泡沫。 这些变化给日本制造业带来致命一击——产业空心化。那些本土仅存的企业采取了极端保守的经营策略，少投资、少研发，日本制造业就此失去了竞争优势。

没有一家制造企业仅仅靠AI技术就获得成功，成功的背后最终还是人的训练。 未来，99%的智能由人工智能贡献，而1%的人类智能则对99%的人工智能构成支撑。 应该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和建立AI技术公共治理体系，确保AI技术听命于人类，造福人类。

1970年代，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开始不可逆转，贸易收支状况逐年恶化，国内贸易保护思潮日渐高涨，美国对日贸易政策的逆转，便肇始于此。 1980年代末，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经济体，其制造业的第一次升级基本完成，在中低技术产业领域已经形成了超越美国的优势地位，电子、汽车和机械产品开始大举占领美国市场，美国企业界开始组建游说联盟，寻求维护自身竞争利益。1980年代中期，日本更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这种“倒反天罡”的形势变化，使得美国国内的对日恐惧情绪日渐攀升，逐步形成了“日本异质论”联盟。 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里根政府开始频繁动用301条款，来“打击外国不公平的贸易行动”。

对中国企业来说，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挑战分为两个阶段，现在是算碳，未来是减碳。 “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面临印度、东南亚等国家的竞争时，早已不具备人力成本优势，而绿色低碳有望成为未来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优势，成为出海名片。”

广东2024年一季度贷款余额同比少增，一方面是由于2023年一季度疫情结束后，经济社会加快恢复，信贷投放明显加速形成了高基数；另一方面与2020-2022年的一季度同期均值相比，2024年一季度仍多增了148亿元。 广东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涉农贷款和普惠小微贷款等政策大力支持领域的贷款余额同比均呈两位数增长，增速远超全省整体贷款增速。 目前21家金融机构在粤分支机构已获相关再贷款发放，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6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可向上述金融机构申请优惠利率贷款支持。

这十家企业的研发投入合计达到1006.24亿元，占同期上海上市企业的四成以上；共有研发人员7.98万人，占比约三成。从产业上看，它们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汽车两大高研发投入行业，共有6家；另外还有中芯国际、复星医药等来自半导体、医药制造领域的企业。

钢铁行业作为中国的重要工业领域之一，碳排放位居制造业首位，其减排进展备受瞩目。达峰之后如何持续脱碳，成为钢铁企业碳路之行需思考的重要问题。

针对消费者需求进行的研发，以科技创新去占据消费者心智，赢得更多市场份额，会是家具行业未来五年的最大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