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学术共同体”确定立项与政府资金分配，存在着裁判员与运动员两种身份的利益冲突问题。 请托可以通过私人关系如同学、校友、老乡与师兄弟姐妹等进行，其中最容易形成且最坚固的是通过师徒传承与同门关系形成的学阀，一个或少数几个学阀完全可以把持某个研究领域，垄断研究材料、控制学术评价，进而掌握分配政府科研经费之权。

对俞敏洪而言，“和平分手”等于是在“丈母娘粉丝压力”与“公司运营压力”之下的结果，而或许是为了“体面”带来的品牌效益，俞最终选择了“送公司加祝福”，颇有一番“仁至义尽”的味道，也与当初俞“二次创业”时的“体面”遥相呼应。“作为一个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企业，舆论力量常常影响到公司的发展”是俞敏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网红经济”合作模式中的利益分配与制衡仍然是一个管理学上的难题。

2023年7月，民航局部署“依法整治机闹行为，维护航空安全秩序”专项行动，表示要坚决遏制“机闹”多发态势。本案中的当事女子虽然不是在航空器上闹事，但其“按闹分配”的心态与作为与那些“飞机霸座”“我着急我有理”“我任性我横怎么着”的“机闹”行为别无二致，航空公司拒载当事女子的决定不仅是在捍卫商业利益，也杜绝了可能发生的负向激励，阻止了更坏结果的出现。

这个“五月公约”一共是10条：1.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确保财政平衡，不容许任何讨价还价；3.将公共开支占GDP比重降低至25%；4.税制改革，减轻税收负担，促进贸易；5.重新分配联邦税收，永久结束目前的敲诈勒索模式；6.各省承诺推进国家自然资源的开发；7.促进现代劳动改革，创造更多正规工作；8.养老金改革，使系统可持续，尊重缴费者和贡献者，并允许加入私营退休系统；9.实施结构性政治改革，修改当前制度，使代表和被代表者的利益一致；10.开放国际贸易，让阿根廷再次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角。

对比诸多明星夫妇“和平分手”与“离婚互撕”的案例可知，“和平分手”成功的关键在于双方做好了充分完备的婚前财产公证，以及婚后财产的分割程序，“先小人后君子”的办法等于是“以共同利益追求共同感情”，而不至于“以感情之名谋取利益”，在婚前就把一旦离婚时的财产与抚养权分配问题弄明白了，最终也更好地保护了双方的各自利益，不至于沦落到以小作文来进行网上对轰。

从表面上看，“大小账”问题是因为银行银保合作中因拥有庞大的渠道和雄厚的客户资源而处于强势地位，但根源在于银、保双方短期、松散的合作模式下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所致。 最能为寿险公司带来高内涵价值保单的代理人渠道目前还在持续调整中。而中小保险公司基本无力培养规模化的代理人队伍。换言之，银保渠道重要性增强，更突出改革的必要性。 在各国合作模式演变中，四种银保业务合作模式，即协议代理、战略联盟、资本合作和金融集团，被证明相当成功。

问题在于，村集体的成员不是固定的，会因为出生死亡、结婚离婚、迁入迁出等原因不断变动。新出生的、嫁出去的、入赘来的、娶进来的，甚至娶进来的又离婚嫁出去的，还有没有资格获得村民福利？一个村子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把所有的资源都按照当时的成员状况进行分配，那后来加入的成员怎么办？已经去世的成员，其经济利益应该被继承还是被收回？资源总量的有限性和成员资格的流动性之间，总是会发生冲突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16日《南方周末》）

少送薄收，折角封还。“常识”与“主流”。“事出有因”，双标。“结构涌现”，贷款创造货币，还款消灭货币。生产性努力，分配性努力。“家庭劳动分工”，“家庭利益最大化”。教师热与新出生人口。

最大的亮点就是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使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形成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在两头都占少数、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 要通过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让农村的人口能够分享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利益，通过减少农村人口来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

“降维打击”是找高层次的手段和工具解决现存的、现层次的问题，是高维的新方法解决低维的老问题，是重新定义问题和市场，是重建游戏规则，重建利益分配格局，重塑商业模式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15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