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国家飞行检查将首次开展“回头看”，避免已经查过的机构认为几年内不会再查，在规范使用医保基金方面产生懈怠思想。 价格招采信用评级主要依据行贿金额、不正当价格行为、扰乱集中采购秩序等严重程度进行确定。比如，单笔行贿1万元以上为“一般”，单笔行贿10万元以上为“中等”，单笔行贿30万元以上为“严重”，单笔行贿200万元以上为“特别严重”。

国际信用评级已经有近190年的历史，与之相比，只有近30年历程的ESG评级仍在摸索阶段。随着时间推移，市场优胜劣汰、监管加强指引、企业信披提质、行业形成规范，中国ESG评级也将走向成熟。

一家主流券商广东地区债券承销负责人对南方周末直言，如今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在一级市场上已经沦为发债工具。 从2012年开始，各主流投资机构，包括券商、保险公司等都纷纷建立自己的内部信用评级团队，有的多达二十多人。

2020年下半年，华夏幸福和35家银行、9家信托公司签署了担保协议。

监管与评级挂钩，这是“父爱主义”的监管思路，即监管机构希望能够帮助投资者控制风险和保护投资者利益。但实际效果却不佳。 国内债券违约的历史很短，2014年才出现第一笔，可以说国内尚无环境来检验声誉资本。之所以过去违约少，是因为国内没有开放垃圾债市场，而能发信用债的大多是央企、国企，后者因政府背书，一直存在普遍的刚兑信仰。 在刚性兑付、市场违约率约束机制不健全、监管力度不大的情况下，往往评级标准最松的评级机构获得优势，因此容易造成市场上评级的虚高，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本文首发于2020年12月3日《南方周末》）

2016年和2018年曾发生两波信用债违约潮。第一波集中在煤炭、钢铁等国有企业身上，但未突破AAA评级，第二波则以民营企业为违约主体。如今短短一个月内，已有两家主体评级为AAA的国企宣告旗下债券违约。 “须着力稳住宏观杠杆率，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直接融资，让市场主体能够自我决策、自担风险并获得相应收益”。 （本文首发于2020年11月19日《南方周末》）

如果评级机构自身无法保持独立客观公正，失去其应有的信用，如何为别人的信用评级？

针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下调为A＋，财政部有关负责人22日回应，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以来所持的惯性思维与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经济的误读，也是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和发展潜力的忽视。

江苏睢宁县首创大众信用管理打分评级系统，睢宁试水是现代“信用制度”的有益探索，希望睢宁县带头推进政务公开，更希望全国范围内多几个政务诚信的样本，以示范引领全社会诚信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