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7日，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距离本刊记者上一次报道许老，又过去了几载。这几年里，他摘得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奖，到达一生荣誉的巅峰，又经受了翻译风格与质量被质疑的风波；照料他大半辈子的妻子照君三年前离世，留下他形单影只。但所有这些，都不曾影响他对翻译事业的钟爱与反复体味。 就在今年上半年，他接受同行拜访时，依然还在畅春园家中电脑前翻译亨利·詹姆斯，并计划要翻译英美现代作家；依然如那年获“北极光”奖时的模样：声音响亮，表达激烈，身上满溢着异于常人的自信——或者说自傲。 他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出版译著150余本，涵盖中英、英中、中法、法中4种类型，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 对生活别无所求，在翻译上却极为较真。对美的孜孜以求，对“意译”和古诗英译押韵的执念，性格上的争强好胜，令许渊冲独树一帜，也因而饱受争议。翻译，既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成为他解决个人问题与看待世界的工具和方法。 93岁时，许渊冲自认尚处在“功利与道德境界之间”。如今，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是否已达成所愿，跨越自然境界，抵达天地境界？ 本文首发于2014年 南方人物周刊

最早知道杨联陞有日记，是在周一良先生的文章中看到的。

2016年1月29日，保利地产副总经理余英在出席一楼盘活动时表态，认为广州一定会放开限购，估计从郊区先开始，比如说南沙、萝岗、从化、增城等。

余英时在为何永沂的旧体诗集《后点灯集》（花城出版社，2014）所写的序言中说，读何永沂的旧体诗，“好像六十年来中国人生活中那些可悲可叹、可歌可惜、可耻可笑……的往事一一展现在眼前，比我所读过的关于同一时期中国史的著述都生动得多，也深刻得多。”这句话，甚得我心。

华人世界的政治发展，余教授遥兮心系，学院派的“学者”一称恐怕再难描述其人，中国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士”，才是形容他的最佳词汇。余国藩教授在克鲁格奖的推荐书上即盛赞道：“余英时教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与经历都在反映这一点。”

余英时1973年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新亚书院院长时，正赶上中文大学改制，被任命为改制工作组主席。而反对改制最力的，就是余英时出身的新亚书院内以唐君毅为代表的一帮元老。余英时夹在中间，首当其冲，改制过后，黯然返美。

香港近日流行的话题，是特首梁振英的太太唐青仪，月中成立了一家公司，推动解决厨余垃圾问题，恰巧这正是梁的政纲之一，年初参选特首时他曾经提出“推动消灭厨余运动”，鼓励工商界参与，建议增建回收处理设施。

前读余英时先生文，见他引胡先生注陈寅恪先生诗，愚极喜。愚素喜陈先生诗，但苦于不得确解。余英时先生所注亦不多。不知胡先生大作何处可寻？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