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俞敏洪而言，“和平分手”等于是在“丈母娘粉丝压力”与“公司运营压力”之下的结果，而或许是为了“体面”带来的品牌效益，俞最终选择了“送公司加祝福”，颇有一番“仁至义尽”的味道，也与当初俞“二次创业”时的“体面”遥相呼应。“作为一个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企业，舆论力量常常影响到公司的发展”是俞敏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网红经济”合作模式中的利益分配与制衡仍然是一个管理学上的难题。

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繁荣，是开放的结果。首先是对外开放。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是从国外传入的，早期互联网创业者包括一批海外留学归国的中国学生，还有关注国外互联网发展的有识之士。他们也吸引了大批的国外资金，投资中国互联网市场。 还有内部的开放，也就是鼓励创新，尽量减少管制。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离不开一大批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之初，可以说是“野蛮生长”，基本上没有事先的管制。

低代码服务商，这是数字化时代中一群新创业者。入场者们从传统企业中转型而来，从前沿的软件公司里独立出来，或从互联网创业的浪潮里沉淀下来。他们一边连接着提供算力与基础设施的平台，比如钉钉，一边则连接着制造业末端的中小微企业。 要和客户面对面交谈，这是服务商的共识，只有那样才能看到每一个企业在面临的具体问题。如同李健所说，服务商为企业提供的是保姆式服务，甚至相当于“半个企业管理咨询顾问”。

一方面，黑话能彰显互联网行业的高大上，在生活中，人们对于听不懂、不明白的术语，会产生距离感乃至敬畏感。同时，基于互联网对越来越多行业的渗透，传统行业从业者也被迫要学习甚至应用这套互联网黑话，互联网黑话由此构成了某种隐形权力，代表了互联网行业的地位。 另一方面，互联网行业又是一个需要频繁融资、营销的行业，互联网创业者面对风投，用一堆互联网黑话介绍自己的商业模式，会让某些风投感觉这是一个具有足够互联网创新含量的新赛道（也是互联网黑话之一，即领域），有助于创业者融资和发展。

短视频正在成为展示，甚至引领中国“奶奶”“爷爷”全新形象的绝佳舞台。 中老年人追求“悦己”的消费趋势日趋明显。这些90后的年轻创业者正通过互联网的触角，抵达一批可能是目前国内“最有钱又有闲的”中老年人群体。 “希望为中国老人缔造一种全新形象与理念——人生无论到了怎样的年纪，都应该有对世界充满着好奇心，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拥抱爱的勇气。” （本文首发于2022年11月3日《南方周末》）

用户在我们平台上付人民赏金，可以看作消费行为，就像在直播平台上打赏主播一样。 那几年互联网创业热火朝天，我成天想着融资和上市，一整晚上睡不着觉；后来思维开阔了，总考虑国家缺什么，就想到了这个项目。 我在2015年前后发现公安发布的通缉令没地方贴，出现了这样一个痛点。万一哪天公安部把我们整合了、收编了，这个平台就上交给国家。我期待的是，将来有一天公安局有通缉令了，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布。 2020年以前我们是个“整编制”的公司，上热搜之后网上的信息全是负面的，公司成员心力交瘁，就散了。我现在在一个央企工作，用业余时间运营这个网站，其他成员也都是兼职。

“行业里的人总是把高利率想象成一堵墙，只要靠在上面，就能够用高利率来覆盖高风险，但正因为这堵墙的存在，放贷机构们既不选客户，也不做风控，但这些机构依靠的实则是一堵‘危墙’。” “羊毛出在狗身上”，更多的互联网金融创业公司早就看明白了，传统金融的利差模式挣不到钱，于是开始做互联网公司最擅长的事儿——刷流量。 “那些叫嚣的通常都是已经负债累累的借款人，想要获得更宽松的资金。把钱贷给不需要的人，不是帮他们，而是害了他们。”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13日《南方周末》）

编者按： 2019年11月9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显示，王思聪10月12日已被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发布限制消费令，即不得乘坐飞机、高铁，也不能在星级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其实早在10月15日，这位首富之子在普思投资的股权已遭法院冻结。以五亿初始资金起家，王思聪近五年来投资了88家电游、互联网和消费公司，但如今，其主要公司的股权均遭法院冻结。 王思聪的投资事业起始点是十年前。2019年3月21日，南方周末发表文章《王思聪十年踩的坑》，就梳理了王思聪过去十年的创业血泪史。没想到，短短8个月不到，王思聪的事业就全面崩塌。 此为旧稿重推。

这是互联网又一个创业风口，现在知道还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