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双方都需要付出的，而且要理解、善待对方，不能总是觉得自己付出更多，或者需要对方付出更多，因为，婚姻不是算计。

上海市药监局在收到举报1个多月后，认定“举报内容基本属实，决定立案调查”，引起舆论巨大关注后，又在一天之内，就作出了“产品没有违规”的调查结论，实在令人瞠目。

胖东来显然是一个有鲜明价值观的企业。应该尊重企业的合法经营自主权，不应以喜欢或不喜欢为转移：权利的边界本来就不是那么清晰的。企业会以价值观挑选员工，反过来员工选择企业，又何尝不会考虑企业的价值观呢？价值观契合，才能行稳致远。

理想的状态是在一个城市定居的人就拥有这个城市的市民身份，常住人口就是户籍人口，不应该有“人户分离”的问题。在一个城市长期工作、生活与纳税，理所当然具备这个城市的市民资格与权利，义务和权利理应对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更是一个权利拓展问题。 年轻人固然向往大城市，其实大城市更需要年轻人。没有外部新鲜血液的持续注入，大城市的繁华是不可持续的。

2021年中国现存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患者人数接近1700万例。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何认定这些痴呆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保护他们的利益，也保护第三方的利益，保护交易安全和稳定，将日益成为一个问题。

“见面三分情”，让政府大院的大门敞开，让民众都能自由出入，可以至少让公职人员与民众混个脸熟，了解到更多真实的社情民意。而随着民众出入变多了，这种接触也就不只是混个脸熟而已，而是可以慢慢发展到“在政府食堂共进晚餐”的常态化接触，街谈巷议与茶余饭后里的第一手民情民意，足以在第一时间让公职人员听到与观察到，这无疑是比“走基层”更为直接的了解社情民意的通道。

婚育率低迷很棘手，不好解决。不可能通过不让年轻男性玩纸片人的方式或不让年轻人养宠物的方式来提振婚育率。价值观问题只能价值观解决。如何以公平正义的方式来治理男女对立，重构男女双方权利责任对等平衡、指向长期主义的制度与价值观，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真问题。

从经济学的逻辑看，所谓的歧视，其实有两种：一是效率歧视或假性歧视，二是非效率歧视或真歧视。两者的区别在于，假设企业招了名校毕业生没有招双非毕业生，如果表面上看是因为前者比后者的学历过硬，实际上是因为前者比后者的工作能力强，那么就是效率歧视，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利；如果明明后者的工作能力比前者强，但仍因为前者的学历比后者好看而招了前者，那么就是非效率歧视，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发展。 就业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应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摩擦成本，这样对企业与求职者都有利。

引起记者被打的新闻本身，也不能被遮盖，真相不能被掩盖。有关部门要对报道中揭露的高铁建设材料以次充好问题进行彻底调查，实事求是地得出调查结论，并公之于众。如果真的存在以次充好影响高铁安全的问题，一定要严惩责任人，并对不合格的建材进行更换，确保高铁安全。

一个现实的执法问题是，老人过了一定年纪，哪怕违法犯罪也不会被拘留收监，这本身就会造成一种激励，你扶了老人后对方冤枉你撞了他，哪怕你事后用证据自证清白，诬告在司法实践上对老人来说也往往没有什么后果。还有一种司法观念，认为老人年老体弱，是“弱势群体”，与所谓的“强势群体”发生纠纷，会不管是非曲直，而倾向于让后者承担责任，这种偏袒会激发人性之恶，事实上受到系统性偏袒的群体才是真正的强势群体。 这些问题才是亟待解决的。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之所以会成为问题，这些执法与司法实践上的系统性偏袒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