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游】每一颗星星都沿着轨迹运行

蔡炎培与香港文坛

有人将蔡炎培称为“香港文坛八卦总掌门”，八卦的中心自然就是旧时香港的那帮文人—金庸、西西、亦舒、林燕妮……这些人物就像偌大天空中的一颗颗星星，而蔡炎培则是当中闪动不停的那颗。

蔡炎培 诗人。1935年生于广州，后定居香港。曾主编《中国学生周报·诗之页》，任职《明报》副刊编辑，在《星岛日报》撰写专栏“碎影集”，历任多届青年文学奖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诗组评判。著有《小诗三卷》、《变种的红豆》、《上下卷》（与朱珺合著）、《日落的玫瑰》等作品。2003年曾被提名诺贝尔奖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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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人甘国亮2006年曾推出一档电视节目《数风流人物》，采访香港文化艺术界不同领域的翘楚，包括作家倪匡、导演杜琪峰等，其中赫然在列的，还有一个对内地观众来说陌生的名字—蔡炎培。

诗人蔡炎培在大陆几乎不为人所知，但他在香港诗歌圈里地位颇高，人称“蔡爷”或“蔡诗人”。关于蔡炎培，最为光辉的历史当属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他的中英译诗《中国时间》经香港笔会推荐，被寄到了瑞典，来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手上。

蔡炎培今年79岁了。1990年，他从文化名人聚居地北角搬入了政府设置的蓝田公屋区，迁入自购居所。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寸土寸金，政府修盖的公屋多是人口高度密集，楼宇直插云天，房间密密麻麻，远远望去，仿佛堆满了一个个火柴盒。蔡炎培的住所位于九龙东观塘区的一座山丘上的蓝田，是众多火柴盒中的一个。

走进蔡炎培独居的寓所，右手边便是一个专门打造的角落，融客厅、书房、饭厅、睡房等功能。他的日常起居全在这狭小空间里，家中还有另外几个房间，是用以接待友人的客房。这个“多功能厅”不足十平米，看上去凌乱不堪，却能满足蔡炎培的一切生活所需。在堆满各种诗集和小说的桌子上，还放了一摞白纸和一支钢笔—无论写诗、写文还是抄稿，蔡炎培都坚持手写。就像传统的文人，蔡炎培喜欢写字的快感，而他的字迹工整圆润，没有一般老人家颤抖的痕迹。没错，从他高大的体型以及紧跟潮流的着装看来，确实看不出年纪。

“房间看着凌乱，但这算是凌乱中的秩序吧—你看天上的星星看起来也很乱，但每一颗都沿着它的轨迹运行。”蔡炎培笑道。起居无时，惟适之安是他如今的真实写照。这时的他，穿着蓝恤衫白西裤，戴着黄色圆边帽，舒适地挨在藤编的靠椅上，跷着二郎腿，抽着雪茄。

烟雾不时在屋子里蔓延。蔡炎培就在烟雾缭绕中聊起了香港文坛举足轻重的金庸、西西、亦舒、林燕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让他怀念。在蔡炎培的讲述中，那个遥远时代的纵酒长歌仿佛历历在目。

痖弦、西西和金庸

蔡炎培少年时家境不错，母亲开袜子厂，后来家道中落，他不得不自主谋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蔡炎培赴台湾求学，开始拼命写诗，寄了一首去台湾诗歌刊物《创世纪》，竟马上被刊用了。《创世纪》是由有“诗魔”之称的洛夫与张默、痖弦于1954年创办，当中凝聚了一大批现代诗人。

蔡炎培的学校台湾中兴大学农学院位于台中，每逢路过台北，他就会和那里的诗人会面。在叶维廉的介绍下，他认识了痖弦和洛夫。一次在淡水河畔的聚会中，他们一边吃烤肉一边谈笑风生。蔡炎培拿出新作二百行长诗《离骚》给痖弦和洛夫看，“他们问我，“‘在那急流河畔，满月在扶光之中’，何谓之‘扶光’？我说，现在满月，它的光像水一样，满到快泻，但是因为有张力而不泻，所以像浮光（扶光）一样。”他们觉得很有道理，还开玩笑地向蔡炎培做了一个颁奖的动作。

蔡炎培清楚记得，那夜之后，痖弦送他上车，对他说，“炎培，我们的文坛是有希望的”。这句话让当时年纪轻轻的蔡炎培倍觉感动，而他的诗运也由此开始。

读书期间，蔡炎培曾休学一年回香港做九龙巴士的车长，负责“开闸放人”，后来升了职，管卖票，每月工资有三百多元。香港著名作家西西的父亲也当过九龙巴士的稽查员，加上西西与蔡炎培都曾投稿到报刊，就这样，蔡炎培与西西一家便熟悉起来。

“西西叫我‘哎呀大哥’（粤语，干哥哥），我经常去她家看她。那时王无邪（著名水墨画家）办读书会，我们就在那里一起读书。西西活跃又多情，喜欢我一个朋友，还送了把扇子给他。我送书给她，她全都整上了书封。她现在还出了《缝熊志》嘛，手工很好。”提起旧时记忆，蔡炎培滔滔不绝，“她参加《学友》征文，跟我说，大哥，我参加，你也去参加吧，结果她第一、我第三，那个研究卞之琳的专家张曼仪是第二。”西西还曾带他去海心庙玩，怪石嶙峋中，西西一边打着节拍，一边朗诵起拜伦的诗。

1965年，蔡炎培正式回到香港，彷徨前路，一时找不到事做，想当图书管理员也不成功，西西看他百无聊赖，就让他去编《中国学生周报·诗之页》。蔡炎培答应了。在编《诗之页》的时候，蔡炎培偶尔也会“趁职务之便”，刊登自己的诗来赚点稿费。“当时我会评诗，因为我喜欢赌马，还用了马经术语来评诗。”后来，因为香港作家卢因的关系，西西很少与人见面了。而蔡炎培也到了《明报》工作，成为了金庸的同事。

1966年，蔡炎培进入金庸创办的《明报》做助理编辑。《明报》是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蔡炎培一待就几近三十年，金庸曾给他颁过“最佳员工服务奖”，也曾经在《书剑恩仇录》的附记里感谢过他的校对。

“金庸最初是在《香港商报》以连载形式发表小说，风靡一时。后来他做编辑赚了钱，就办了《明报》—他知道自己的小说有读者。他运气好，认识了简老八（简而清）这样有名的作者，加上在《大公报》打笔仗，越打越出名，《明报》的销量就一路上去了。”蔡炎培进入《明报》副刊时，这份报纸的销量已经高达四万份，销路稳定。

蔡炎培在副刊接触了很多作家，还挖掘了不少新作者。如今香港有名的作家古德明，就是他发掘的。古德明一度做到《明报月刊》的总编辑，但因为他的政治立场，金庸用“神经质”为由把他赶了出来，连二十多万的退休金也没有了—金庸很重视副刊，他认为一张报纸的副刊就是报纸的灵魂，因此挑人尤其严格。正是这个原因，金庸私下也被人称为“查大恶人”。

“他有两条脑筋，一条做生意，一条写小说。倪匡说他，是第一流的朋友、第九流的老板。”说起旧老板金庸，蔡炎培没有怨言，都是由衷的称赞，“当你打从心里服一个人的时候，便不会有脾气。”

对于金庸，蔡炎培心怀感激。“有次我生病了住院，查先生（金庸）让我在家静心休养，人工照支；医药费除了劳保之外，余数由他老人家包了。”而蔡炎培第一本诗集可以出版，也是多亏金庸的同意，把用剩的报纸头报纸尾来印刷诗集，“有人说他刻薄，只给些纸头纸尾，结果现在成为最别致的一本诗集，还配了国学大师谈锡永的插画—那时的诗集很少有插画的。”

戴天、蔡浩泉和亦舒

一个偶然的机会，《现代文学》的编辑和创办人戴天推荐了能写好赌的蔡炎培，为简老八整理他评马的录音稿，并且送稿去各个报社。“当时明报工资已经有四百五，这个兼职有一百五，已经算不错了。”当时，内地工人的工资也就一个月三十来块。

与戴天认识，缘于痖弦。痖弦结婚，让蔡炎培给戴天带张照片，二人由此结识并成为好友。戴天在九龙塘办创建书院，邀请过蔡炎培前去念诗，一旁的刘绍铭听得拍着大腿哈哈大笑。

交上戴天这个好友，圈内趣事就更多了。其中就以亦舒的故事最引人入胜。“八号风球袭港，小姐约了新晋影评人前去大会堂低座喝咖啡，定在古老的天星码头。时间到了，但见惊涛拍岸，水花乱舞，独不见伊。你等，那就等下去罢。”蔡炎培描述中亦舒的这段经历，与她笔下的人物尤其相符。

倪震曾在专栏中提到，记忆中，姑姑亦舒从不快乐，因为“自少家贫、少年反叛、早婚产子、离婚反目、怀才未遇”。亦舒十多岁出走结婚，只可惜几年便离婚收场。而亦舒的这位前夫则是蔡炎培的好友、画家蔡浩泉。“当年亦舒追蔡浩泉之痴，如苍蝇见蜜糖，甚至以自杀威胁。”

1964年， 蔡炎培尚未进入《中国学生周报·诗之页》、《明报》工作，全靠稿费维生。蔡炎培和蔡浩泉，还有几位文化人好友，在香港北角的锦屏街合租下一个单位做工作室。蔡浩泉是出版社主编，写作、插画一手包办；蔡炎培则潜心创作小说；亦舒住在滨海街，和工作室挨得很近，经常前来探班。

“亦舒经常来，我还以为鸿福将至，便想尽办法哄她，但她不怎么理我。而浩泉对亦舒很冷淡，亦舒好胜，你越不理她，她越要引你注意。”后来，蔡浩泉见蔡炎培神不守舍，便坦然相告，“我是你的情敌呀”，蔡炎培当即回话，“好，我们派你做勇士，别让这条美人鱼走失了。”内敛但才华横溢的穷书生，遇上积极主动又美貌的才女，骤眼看来，倒有几分像亦舒笔下的爱情小说。没过多久，两人便在父母的反对下“闪婚”。

翌年，亦舒怀孕生子，取名“边村”。可惜这段感情只维持了短短三年，亦舒坚决离去，两人的独生子边村归蔡浩泉抚养，和亦舒再无联系。如今，蔡边村成为旅居德国的香港导演，更自编自导一部纪录片《母亲节》参加德国柏林影展，介绍了他寻找生母亦舒的经过和心路历程，这事在坊间也引起了大众的热议。

林燕妮与玺玺

曾在香港影坛大红大紫的林燕妮，与蔡炎培是年少之交。当年的他正二十出头，林燕妮则还是个 “扎辫的小姑娘”。一次，蔡炎培与友人去浅水湾游泳，回来的路上偶遇林燕妮和其同学Blue Coat坐着敞篷私家车从旁呼啸而过。林燕妮和Blue Coat向蔡炎培及友人招手，彼此就这样相识。

“燕妮很小的时候就能写出很好的小说了，主题讲的是现代人没有了爱情会怎样。她很有才华，可惜没遇到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已故的香港才子黄与林燕妮的爱情恩怨在香港街知巷闻。蔡炎培说，林燕妮和黄分手的时候，她每晚打电话到报社，和他聊到通宵。而黄追林燕妮时，还曾吃过蔡炎培的醋—因为他们俩经常在一起。“后来，他发现我喜欢的是燕妮的同学Blue Coat，才淡定起来。”蔡炎培笑着说。

Blue Coat被蔡炎培称为一生中影响他最深的人、他生命中重要的女子之一，“当年我要到台湾读书，她送了一把头发给我，这立即要了我的命”。他与Blue Coat谈了一段时间的恋爱。分手时，蔡炎培几乎崩溃，还出现了幻听幻觉。“直到我在文学杂志读到吴兴华的《论里尔克的诗》，马上顿悟了。诗歌也晋级了，写出一系列的好诗来。”蔡炎培笑说，素未谋面的吴兴华救了他一命。

“蔡炎培就像他所私淑的诗人吴兴华，独来独往，自持一身才华与傲气，不惜碰钉与寂寞。”香港诗人廖伟棠评价道，“我从不掩饰对蔡诗人的喜爱，因为他是香港这彬彬之地罕见的真性情之人，我始终认为写诗绝对需要真性和热情，蔡诗人虽然年长我近40岁，激情却不让20岁的少年，常常给我们提示生之欲、文字之欲为何。”

如今，对蔡炎培最重要的人，想必属他的前妻玺玺（朱玺辉，笔名朱）。蔡炎培家中有一张黑白照片—这是他与玺玺的结婚照。照片中，玺玺瓜子脸，眼睛很美。1969年，玺玺初登文坛，写一些短篇小说。一天，蔡炎培读到她写的《废船》，最后一句是：“这条船废了，但是你置身其上，仍可听到流水的声音……只要有一滴水，就可以流到中国了。”这一句话让蔡炎培深受感动，马上提笔给玺玺写了一封信，语言直接而热烈：“我爱着你作品的同时，也深爱着你”。两人很快便开始恋爱，暑假时玺玺提前离校，与蔡炎培注册结婚—证婚人是戴天和胡菊人。“后来玺玺是怀着我们的大女儿回去考毕业试的。我想这大概就是人生了。”如今，虽然已经离婚，但因为文学，两人又断断续续地在一起。

“如果我的生命不是遇见这么多精彩的女子，我的文学生命也可能没这么长。”甘国亮曾在访问中问蔡炎培，谁才是他的最爱。“我说我没有最爱这个词，当你投入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最爱。”

不知不觉，太阳悄然落山。望出窗外，蓝田华灯初上。采访之末，蔡炎培起身，准备去找住在附近的玺玺—他一生的挚爱，共进晚餐。

叶维廉 诗人、学者，曾名列“台湾十大杰出诗人”之一，与侯健、杨牧、姚一苇等人创办《文学评论》期刊。

痖弦 诗人，台湾“创世纪”诗社发起人之一，著有《痖弦诗抄》、《深渊》、《盐》等诗集。

洛夫 诗人，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被诗歌界誉为“诗魔”，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

简而清 香港作家，评马人。因在家中九兄弟排行第八，有简老八的称号。曾写过小说、散文、在《明报》写专栏，做过食评人、影评人，拍过电影，亦曾从事麻将研究。

戴天 香港作家，创办《现代文学》、《盘古》等杂志。1969年邀古苍梧创办影响深远的“诗作坊”，开民间教研新诗之先河，著有散文集《无名集》、《渡渡这种鸟》 ，诗集《岣嵝山论辩》等。

刘绍铭 小说家，翻译家。196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著名学者夏济安的学生，与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叶维廉、李欧梵等台大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

胡菊人 专栏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任《明报月刊》主编，《中报》总编辑。1981年，和陆铿合作创刊《百姓》半月刊，并任主编。

吴兴华 诗人，学者，翻译家。1937年，未满16岁的他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6岁发表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诗坛。同时，他也是第一位把《尤利西斯》引进到中国来的人，他翻译的《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