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夺官”：一个行业反腐的多重命题
自2003年以来，中央出台数十个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运用了信贷、税收等诸多经济手段，但效果却并不明显。其原因之一，则被认为是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商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消极”宏观控制，与中央博弈。
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出逃在国内引起震动，其涉及房地产腐败的问题更再度拨动公众神经。此前不久，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刚刚被查处。相关报道称，杜世成事关之前的青岛崂山违法批租土地大案，而其主政青岛期间抬高房价的政策更成为事后媒体指责的重点。
事实上，综观近两年贪腐大案，落马官员大多涉及房地产腐败。接受本报采访的纪委系统人士说，房价高涨下的地方官商勾结早已引起重视，而房地产调控和中央反腐举措亦紧密结合，成为当下诸多命题的交汇点。
“保驾”宏观调控
就在杜世成落马前几天，新华社发表了《“我被开发商‘腐败攻关’击倒”———青岛市原崂山区委书记王雁狱中自白》一文，直斥一些地方官员游走在“助推房价”和“执行调控”之间，而其贪腐多与房地产有关联，购房者为此背负“灰色成本”。
自2003年以来，中央出台数十个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运用了信贷、税收等诸多经济手段，但效果却并不明显。其原因之一，则被认为是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商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消极”宏观控制，与中央博弈。
究其原因，不外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两种。土地收益已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新华社曾发表时评，炮轰地方政府“以地生财”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
个人利益则更为明晰，掌握土地批租权的地方官员无疑是开发商“攻关”的对象，而不少落马官员亲属也从事房地产开发，中央旨在调控房价的宏观政策，显然有碍其切身利益。
全国人大常委、国家统计局前副局长贺铿曾直言，若不解决地方房地产市场中的官商勾结问题，调控政策收效不大。
2006年5月，中央《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中，原来与房地产不搭界的监察部赫然在目，并作为主要联席部委排名第三。
两个月后，在查处了刘志华等一系列涉及房地产的腐败案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公开表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中央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中纪委高调介入宏观调控，将反腐矛头直指高级官员与企业之间的非法联系。
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说，自1980年代以来，纪委系统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在经济转型期，‘无形的手”往往需要‘有形的人’加快速度。”上述纪委人士说，中央通过反腐败遏止房地产官商勾结，以确保宏观调控政令畅通。
调控下的反腐新突破口
一方面是以反腐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另一方面，通过整肃房地产，亦使得中央得以迅速发现贪腐官员，成为反腐新突破口。
变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1980年代中国权力寻租主要是在“双轨制”下倒卖批文；随后海关走私兴起；2000年前后，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得房地产市场勃兴，以土地交易为核心的房地产业成为地方官员寻租的主要领域。
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说，正是因为房地产成为腐败“重灾区”，客观上使得从这一领域入手发现贪腐官员的机会增加。加之为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纪委系统加大介入，由此使得诸多贪腐官员暴露，提高了反腐效率。
中国自2006年初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商业贿赂”行动，其中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就是因在池州从事地产开发的某浙江籍商人被查而掀开其收取开发商贿赂的黑幕，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则是因浩天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王小毛落马。
这显然是一个反腐斗争深化的体现，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说，整肃房地产领域的违法行为，是反腐败抓住“主要矛盾”，“这样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或者说，让反腐效应最大化”。
此间专家说，以房地产领域贪腐官员被大量查处为主要特点的反腐风暴还将继续。
于今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第七次全会，其公报列举了几大查处重点，其中之一就是要继续严厉查办“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或擅自变更规划获取利益的案件”。
抒解公众情绪
事实上，除上述经济、政治方面的考虑外，加大房地产领域的反腐力度，亦和合理应对公众情绪相关。
与中央忧心地方政府调控乏力对应的是，各大城市不断上涨的房价正引起公众的普遍抱怨。今年初，一个“亿万中国人反对高楼价”联合签名活动在长沙启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日前举行的“2007年国际房地产投资大会”上说，中国目前民众情绪最集中的就是房价上涨太快，直接反映就是对房价的高度关注。
但另一个现实是，受种种因素限制，中央政府短时间内迅速平抑房价并不容易。相关专家说，如此状况下，中央严查房地产领域腐败官员客观亦上有助于抒解公众情绪。
一个例子是，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在任期间，不到七年时间房价翻了几番。杜被查后，当地舆论普遍表现出欣喜之意。《财经》杂志称“青岛新闻网上的青岛论坛一度因拥挤而无法登录，上面有大量借杜案痛骂贪官、抱怨房价的帖子”。
此间专家说，重拳打击下官员的纷纷落马客观上给公众的抱怨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渠道。“与诸如金融腐败相比，房地产是公众情绪集中的民生问题。”吴忠民说，“房地产领域的反腐更容易树立执政党的信誉和良好形象。”
今年下半年即将召开十七大，普遍的观点认为目前房地产商、地方政府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将是十七大解决的重点问题，而铁拳反腐无疑是中央解决这一问题的多层次“助推器”。
事实上，综观近两年贪腐大案，落马官员大多涉及房地产腐败。接受本报采访的纪委系统人士说，房价高涨下的地方官商勾结早已引起重视，而房地产调控和中央反腐举措亦紧密结合，成为当下诸多命题的交汇点。
“保驾”宏观调控
就在杜世成落马前几天，新华社发表了《“我被开发商‘腐败攻关’击倒”———青岛市原崂山区委书记王雁狱中自白》一文，直斥一些地方官员游走在“助推房价”和“执行调控”之间，而其贪腐多与房地产有关联，购房者为此背负“灰色成本”。
自2003年以来，中央出台数十个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运用了信贷、税收等诸多经济手段，但效果却并不明显。其原因之一，则被认为是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商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消极”宏观控制，与中央博弈。
究其原因，不外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两种。土地收益已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新华社曾发表时评，炮轰地方政府“以地生财”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
个人利益则更为明晰，掌握土地批租权的地方官员无疑是开发商“攻关”的对象，而不少落马官员亲属也从事房地产开发，中央旨在调控房价的宏观政策，显然有碍其切身利益。
全国人大常委、国家统计局前副局长贺铿曾直言，若不解决地方房地产市场中的官商勾结问题，调控政策收效不大。
2006年5月，中央《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中，原来与房地产不搭界的监察部赫然在目，并作为主要联席部委排名第三。
两个月后，在查处了刘志华等一系列涉及房地产的腐败案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公开表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中央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中纪委高调介入宏观调控，将反腐矛头直指高级官员与企业之间的非法联系。
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说，自1980年代以来，纪委系统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在经济转型期，‘无形的手”往往需要‘有形的人’加快速度。”上述纪委人士说，中央通过反腐败遏止房地产官商勾结，以确保宏观调控政令畅通。
调控下的反腐新突破口
一方面是以反腐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另一方面，通过整肃房地产，亦使得中央得以迅速发现贪腐官员，成为反腐新突破口。
变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1980年代中国权力寻租主要是在“双轨制”下倒卖批文；随后海关走私兴起；2000年前后，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得房地产市场勃兴，以土地交易为核心的房地产业成为地方官员寻租的主要领域。
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说，正是因为房地产成为腐败“重灾区”，客观上使得从这一领域入手发现贪腐官员的机会增加。加之为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纪委系统加大介入，由此使得诸多贪腐官员暴露，提高了反腐效率。
中国自2006年初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商业贿赂”行动，其中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就是因在池州从事地产开发的某浙江籍商人被查而掀开其收取开发商贿赂的黑幕，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则是因浩天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王小毛落马。
这显然是一个反腐斗争深化的体现，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说，整肃房地产领域的违法行为，是反腐败抓住“主要矛盾”，“这样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或者说，让反腐效应最大化”。
此间专家说，以房地产领域贪腐官员被大量查处为主要特点的反腐风暴还将继续。
于今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第七次全会，其公报列举了几大查处重点，其中之一就是要继续严厉查办“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或擅自变更规划获取利益的案件”。
抒解公众情绪
事实上，除上述经济、政治方面的考虑外，加大房地产领域的反腐力度，亦和合理应对公众情绪相关。
与中央忧心地方政府调控乏力对应的是，各大城市不断上涨的房价正引起公众的普遍抱怨。今年初，一个“亿万中国人反对高楼价”联合签名活动在长沙启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日前举行的“2007年国际房地产投资大会”上说，中国目前民众情绪最集中的就是房价上涨太快，直接反映就是对房价的高度关注。
但另一个现实是，受种种因素限制，中央政府短时间内迅速平抑房价并不容易。相关专家说，如此状况下，中央严查房地产领域腐败官员客观亦上有助于抒解公众情绪。
一个例子是，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在任期间，不到七年时间房价翻了几番。杜被查后，当地舆论普遍表现出欣喜之意。《财经》杂志称“青岛新闻网上的青岛论坛一度因拥挤而无法登录，上面有大量借杜案痛骂贪官、抱怨房价的帖子”。
此间专家说，重拳打击下官员的纷纷落马客观上给公众的抱怨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渠道。“与诸如金融腐败相比，房地产是公众情绪集中的民生问题。”吴忠民说，“房地产领域的反腐更容易树立执政党的信誉和良好形象。”
今年下半年即将召开十七大，普遍的观点认为目前房地产商、地方政府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将是十七大解决的重点问题，而铁拳反腐无疑是中央解决这一问题的多层次“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