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通然后字顺（10）
“每天早上起来不要跟我说话”
——舒乙说老舍
端午节，一个纪念投江诗人屈原的节日，我们来怀念一个投湖的作家老舍，他于一百一十一年前出生、四十四年前自沉太平湖。
老舍用文字为我们绘制了一帧帧生动的画像，我们在里面看到了渺小、伟大、苦难、不屈、苟且、血性、忠厚、狡诈、优美、鄙俗……
《四世同堂》是“抗战文学”的代表作，解放后近四十年方得完整出版；《龙须沟》是北京人艺的奠基之作，在1953年首演之后，即成为几十年不再上演的“经典作品”；老舍的短篇小说写于1930年到1936年的青岛、济南，他本人对这些零敲碎打的小品颇多揶揄，但或许，它们更接近于老舍看到的那个世界。
郑振铎和吴组缃都说过，老舍的短篇小说有传奇性。从唐宋传奇到老舍的传奇，从老舍的传奇到今天比传奇更有戏剧性的现实人生，中国人往前走了多远？
上升最猛的是老舍
文学像一条大河，奔流向前，最后真正留下来的是非常少的。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起一个“百年百部”的作品评选活动，几十位最有名的评论家秘密投票，各自写出自己认为最好的一百部作品。第一名是鲁迅，他一个人进去四部： 《彷徨》、《呐喊》、《阿Q正传》，和他去世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帮他编的《鲁迅杂文选》。第二名老舍，进去三部： 《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另有七个人进去两部： 巴金、冰心、郭沫若……第七个人是谁都没想到的汪曾祺。剩下一人一部，包括茅公（茅盾）。
从这个评选结果可以看出，对绝大部分作家的评价在下降，包括郭老和茅盾；鲁迅不升不降；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在上升： 沈从文、萧红、张爱玲，上升最猛的是老舍。
原来对老舍评价不高。第一，他不是党员；第二，对革命毫无贡献。解放战争时他在美国呢，一待四年，解放了才回来。很多人看不上他，觉得他是摘桃派。
虽然他回国的时候人家欢迎他，但他充其量是一个爱国者。他没写过革命，没写过武装斗争、八路军、新四军，他写的是老百姓。抗战的时候，他是文艺界的最高领袖，那是周恩来有意的： 绝对不要郭沫若和茅盾出来，否则张道藩就不来了，没法统一战线。老舍中间偏左，爱国，文学成就大，团结人，热情，推他，张道藩肯定来。
一解放，必须推郭沫若和茅盾，老舍只能排在他们和巴金后面。但周总理知道老舍在抗战时期很重要，也知道他文学上很有成绩。当时周恩来就想，也不能只要郭老和茅盾。他突发奇想： 成立北京、上海文联，分别让老舍和巴金当头儿。四大文学巨头各有其位。
当时党内三个人： 周扬、丁玲、冯雪峰，在他们之上是胡乔木——他是中央书记处的人。党外四个人： 文联主席郭老、作协主席茅盾、北京文联主席老舍、上海文联主席巴金。老舍一直任了三届北京文联主席，直到“文革”。
“文革”之后，对文学艺术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冯牧告诉我——他是周扬在延安鲁艺的四大弟子 （张光年、冯牧、陈荒煤、林默涵）之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复出，主张开第四次文代会。
第一次文代会是在1949年6月，北京、上海两支文艺大军会师北京，开庆功会。毛泽东一贯主张革命成功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他没有召开工代会、妇代会、团代会，先开文代会。当时的文学指导思想依然是“文艺为工农兵，文艺写工农兵”。文艺的路越走越窄。大文学家在这个时候就全都沉默了，因为不是工农兵，没法写了。
到了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让刚从监狱出来的周扬做主报告。周扬把四大弟子找出来，一人写一章，他来总提调。为讨论这个报告，邓小平专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显然秉承毛周的意思，重视文学。
周扬带着四个弟子列席会议。胡乔木第一个发言： 这个报告不行，不可以再提“文艺为工农兵，文艺写工农兵”，不可以再提文艺为政治，这些弯路走得太厉害。当时，有几位中央领导反对胡乔木，赞成周扬： 毛主席的延安方针是既定方针，不可以改变。
邓小平侧着耳朵听，大家都说完了，他来总结： 按乔木同志意见办，散会。这就是后来的“二为方向”： 文艺为人民，文艺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很多右派都出来了，王蒙、邓友梅、刘绍棠……对老作家的作品也有了重新解读的可能。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怎么老舍还有这个啊？
“文革”之后，老百姓一直不知道老舍有一部作品叫《四世同堂》，中文系的学生都没看过。因为这部作品解放后没有再版过——抗战不写八路军、新四军？北平虽然沦陷了，城外有游击队啊！
1985年，北京的导演林汝为悄悄把这篇小说改编成二十八集电视剧，而且正好赶上抗战胜利四周年。那年的5到6月份，欧洲纪念反法西斯胜利已经热闹得要命。到了8月，林汝为突然把《四世同堂》拿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高兴得要命。怎么老舍还有这个呀？赶紧把《四世同堂》找出来重印。
后来，人们对《四世同堂》的评价越来越高： 虽然没有描写八路军、新四军，但起码描写了老百姓的爱国，描写了整个民族的灵魂——长孙瑞宣是家里顶梁柱，抗战以后，他面临的选择是忠孝不能两全。他得挣钱养活一家老小，他出去抗日，家就垮了。老舍的意思是：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个很大的包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被这个包袱压着： 中国不倒霉了吗？肯定不能迅速组织起有效的反抗，肯定损失惨重。现在清楚了，中国损失三千五百万人，遍体鳞伤。老舍先生写的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过去算老几啊？阶级斗争放第一。现在变了： 呦，这个作家太有远见了！
老舍地位的提升跟读者欣赏习惯的变化也有很大关系。过去讲求思想性第一，说得客气点，顶多是让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后来艺术性第一，思想性降到第二。思想第一的是社论、政治报告，文学作品要称王称霸，还要看艺术性。老舍的作品好看、俏皮、动人，又不直奔主题，所以地位就上来了。
“他叫我傻小子”
我上学的时候，家里没有他的书。他认为，作品写完，就像泼出去的水，他从来不收集自己作品的版本。有得意的作品写完，也不会给我们看。他肯定认为我们都是笨蛋。我后来总结他的想法，他一定认为好的作家必须是天才。有时候，他叫我“小乙”，有时候就叫我“傻小子”。
那时候，书店也少有他的书，解放之后，他的书印得多的，就一本《骆驼祥子》。
我们当时都是文学青年，我读得最多的书是《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他不看这些书，也不会推荐我们看。
大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了一版很全的鲁迅全集，新华书店第一天发售，他给钱让我们买了一套。有一次，他突然拿出其中一本，跟我说： 你看，鲁迅先生骂我呢——其实，鲁迅没骂过他，好像是说他地方味儿太浓。他崇拜鲁迅，觉得鲁迅说过谁都很重要。
我从1978年到1988年写《老舍传》，显然要把他所有的作品再读一遍。但我的偏重不是作品，是人生，而他的人生是大家所不熟悉的。这是有原因的： 第一，他是穷人出身，没有家谱。第二，他有三段人生空白： 二十四岁之前，他是不为人知的穷小子；英国五年，是他步入文坛的关键时期，但一点资料没有；在美国那几年，也没资料——因为他刚回来，就是抗美援朝，国内反美、仇美，一切与美国相关的话题都冻结了。
一个作家，才活了六十七岁，有一半人生不为人所知。别的作家都有传记，只有老舍没有。北京出版社出版作家传记，以他为第一选题，到现在，别人的已经出版了三十多本，周作人都有了，唯独他没有。
北京文联委托我调查他的人生，我当时还是工程师，业余时间做，用了差不多七八年时间，访问了一百多人。我第一个作品是《老舍的童年》，写完后给《人民日报》副刊《大地》，那时候，《人民日报》副刊刚恢复出版，没稿子，把我的文章当长篇连载，吴组缃、王瑶都等着看。
老舍先生很奇怪，他在家里话极少。后来妈妈说了多次： 她新婚第二天，他就跟她约法三章——每天早上起来不要跟我说话，我绝不是跟你吵架，我得想我那两千字（当时他的标准是每天上午写两三千字）。
但是家里只要一来人，他诙谐幽默得不得了。他是一个充满了生活乐趣的人，比别人有趣，家里有花，有画，有好吃的、好烟好酒，好玩的东西，大家非常乐意来。往往吃饭之后有余兴，大家会表演东西。他会唱戏，会各种曲艺，会说笑话，玩意最多。很多作家，包括叶圣陶的日记里都写过： 只要他在，谁都不说话，就听他说，看他耍，他结束了，才退席，绝不早退。有一次，老舍酒后出狂言：“哼，我可以当总理。”
客人一走，他马上一句话没有，不是写，就是想——他是一个大作家，一个故事就那么两三句有真事的影子，很多东西都要自己编，那太难了。
满腔热血换来一瓢一瓢的冷水
他给我们最大的印象是勤劳。那时候他名气大、岁数大，但是他没有节假日，上午写作，下午办公，只要有功夫，就在家里练字。当时我们都大了，深夜路过他窗前，他还开着电灯，伏案工作。我们兄妹几个就讨论： 了不起……
但现在我想起来，那时候，他的内心可能是很孤独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沉浸在自己的创作里。后来他的悲剧在于，他一直觉得自己是穷人出身，理应成为新社会的一分子，但人家依然不要他。“文革”之前两三年，已经开始批判茅盾、夏衍、阳翰笙，他的作品很难发出去了。老舍的作品居然被退稿！这在之前从来没有过。
我做过卡片，那两年，他的作品数量直线下降，最后一年只有一篇——是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作为一个作家，已经被生生地抹煞掉了。他的满腔热血换来的是别人一瓢一瓢的冷水。
他那时候愿意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解放前作品是不修改的，当然，题材不同，解放之前是小说，解放之后是戏剧，戏剧要跟舞台工作者商量。但愿意多次修改，是他解放后的主要特点。
他经常朗诵剧本，然后让大家提意见，这是他的法定节目。他声音好听，只要听说他在家里朗诵，很多人都愿意来，那是一场享受。演员来的原因之一是想看他的样子，听他的语调，揣摩自己上台以后怎么表演。《茶馆》剧本第一次跟人艺的演员见面，不是印在纸上的，是他读出来的。
那时候很民主，大家听他读完，猛提意见，他往往要把第一稿废了，写第二遍，再朗诵，再改……改得少的三遍，给人艺写的《春华秋实》，重写了十遍，一次五万字，十次是五十万字。家里都有手稿。
也有一些东西他是坚持不改的。周恩来看了《茶馆》，有完全不同的建议，他把焦菊隐和于是之先生找来，谈了一大堆： 第一，不赞成写这三幕，不典型。他的“典型”就是党史——1919年或1921年第一幕，1927年第二幕，抗战第三幕。第二，他提了很多具体的建议，比如两个灰大褂儿娶一个媳妇，这个情节不能要，对年轻人影响不好。但周恩来毕竟是周恩来，他对焦菊隐、于是之说： 这些意见是我个人的意见，将来有条件我自己跟老舍说，你们不要传达。后来他也没有找老舍，但老舍还是知道了——焦菊隐他们告诉他了，他听后笑了笑，意思是： 我不改。
《也是三角》跟《茶馆》里的灰大褂纯粹是一个故事。我曾经研究这个现象，一个故事在一个作者不同年代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生活原型使得这个作者久久不会忘却。像周恩来提的这个意见，他自己肯定会偷偷地想： 哼，这个是真事。
他喜欢小孩。他不会逼你做功课，不会问你任何学习上的事情。在他身边生活很幸福，主要是你能偷听他说话，那是一种幸运。
我画画儿，妈妈是大画家，不跟她学。父亲写字极漂亮，但一笔画都不会画。报告听烦了，他在笔记本上画小人儿，那小人的五个手指头跟树枝子一样扎杈着。但是他对美术有极高的见解。家里来客人了，他爱跟他们谈画，一个小孩在旁边偷听到了，不得了的有用。他说过，评价一张画的好与坏不在技巧，在于有没有传递一点新的意思。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