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通然后字顺（9）
都写好了，照着演就行了
——《四世同堂》的前世今生
《四世同堂》创作于1940年代，直到1980年代才第一次出了有删节的全本。有研究者认为，《四世同堂》不便出版是老舍一直拒绝出版自己全集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都好，只是缺少自卫的刺”
1941年末的一天，燕京大学国文系研究生王世襄从燕园回家，西直门瓮城是必过的一道关卡。
王先生会玩，对古今中外的昆虫分类都有研究，他自己种葫芦，刻了很多蛐蛐罐。这天进城，王先生把一个蛐蛐罐揣在胸口，棉袍被支得老高。
你的，什么的干活？日本人一看，刺刀就抵上了王世襄的胸口：
王世襄伸手想掏蛐蛐罐，“呼啦”围上来一群日本兵，枪都上了栓。
这是蝈蝈儿，alittleinsect……王世襄解释，日本人哪里懂英文，只如临大敌地盯着王世襄的胸口。
几分钟过后，一个胆大的日本兵上前，“哗”地把王世襄的棉袍撕开，衣兜里的大小钱掉了一地。蛐蛐罐也应声而落。刺刀立刻把那枚刻着花草的小葫芦围个密不透风。
日本人让王世襄把小葫芦捡起来，还是问：“什么的干活？”
王世襄只好继续对牛弹琴：“蝈蝈儿，蝈蝈儿……”还没说完，巴掌已经扇到他脸上。蛐蛐罐又掉了，还在地上蹦了两下。
日本人看出门道，东西很轻，不像武器，便命令王世襄把蛐蛐罐捡起来。胆大的日本兵把蛐蛐罐的盖拽开，探着脑袋往里看。门一开，里面那只绿油油的小虫子倏地跳走了。
“给我心疼得哟……”四十多年后，王世襄向林汝为回忆这段经历，还在嘬牙花子。当时，林汝为正筹拍电视剧《四世同堂》。王世襄是林汝为父亲林子明在燕京大学的校友，知道林汝为要拍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王世襄有一肚子话要讲。
王世襄的故事让林汝为想起老舍笔下那些在残酷的境遇里，仍然知里知表，爱生活、爱自由的北平人： 祁家院子里的菊花、石榴、枣树、八月节的兔儿爷；钱诗人自酿的茵陈酒；票友小文夫妇在丝竹悠扬中抛洒一腔热血……
“老舍先生在书里写了： 玫瑰的智慧不仅在于它有色有香，而也在于它有刺！刺与香美的联合才会使玫瑰安全，久远，繁荣！中国人都好，只是缺少自卫的刺！”老舍总结的国民性让林汝为深深服膺。
1941年12月，燕园里的孩子还在盼望圣诞节到来，去校长司徒雷登家看卓别林的电影，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一夜之间，燕园的门岗全换上了日本人。
这天，林汝为兄妹放学回家，街上穿黑大褂的人特别多。还没到家门口，就看见邻居沈教授的厨子五花大绑，脸刷白，正往林家的门槛里迈。屋里，林汝为的父亲林子明正在家里为沈教授画像。最后一笔颜料未干，林子明和沈教授已经被捆起来。几分钟之后，他们的好朋友、燕大历史系教授聂崇岐也给抓了出来，聂教授穿着拖鞋、睡衣，聂家桌上放着一盘西红柿，日本兵拿起来就吃，吃了一半的果子，满院子乱扔，到处流淌着红色的浆汁——那是林汝为对“沦陷”最早的直观记忆。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编全集，算总账
1970年代末，林汝为从工作单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回京探亲，却发现公公、婆婆一人捧着一本书，成天看，顾不上理人。
“我一看书皮，是老舍写的。老舍先生的书当然好看。”林汝为以为自己已经读遍了老舍所有的著作，但她从来没看过《四世同堂》。藏书甚丰、有钉着胶皮垫的阅读椅和绿色灯伞阅读灯的长影厂阅览室，根本就没有这本书。
向公婆借，老人不肯，“我们还没看完呢”。去新华书店买，架子上没有。泡了半天，售货员从库里找出一套。如果当时林汝为知道，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四世同堂》没有再版过，她一定会庆幸自己的好运气。
据已退休的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史承钧考订，《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从1944年11月10日起，在隶属国民党军委总政治部的《扫荡报》上连载。第二部《偷生》，从1945年5月1日起，在成舍我创办、以“严守公正立场”为办报宗旨的《世界日报》上连载。第三部《饥荒》，创作于老舍先生访美期间，1950年代，曾在《小说》杂志连载，但只有前面八十七章。1980年代初，巴金养女马小弥从英文缩译本把最后十三章翻译回来，《四世同堂》第一次出了全本，但为删节版，未经删节的《惶惑》与《偷生》多处情节和国民党正面战场相呼应。
淞沪会战打响，老舍写道：“上海的炮声把压在北平人的头上的黑云给掀开了！”困守家小、报国无门的瑞宣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终日病病歪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母亲，老太太居然说：“好！蒋委员长作大元帅吧？”
在全城噤声中，瑞宣冒险走十几里夜路去听南京的广播。“南京的声音让他心中温暖，不管消息好坏……南京的声音足以使他兴奋或颓丧，狂笑或落泪。”
写《四世同堂》前两部的时候，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实际负责人的老舍正热忱实践自己的“抗战文艺观”：“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
老舍并不是1949年之后才开始写快板和大鼓，这方面的实践委实是从“陪都”重庆开始的。“……我们的蒋委员长，忠心义胆发宣言，非把日本打出去……中华民国万万岁！中华民国万万年！”“我党总裁文武全。陆海空军大元帅，率领全国保江山”。
在1949年之前出版的《四世同堂》中，重庆之于瑞宣，更是被比作耶路撒冷之于基督徒。
史承钧教授认为，《四世同堂》是解放之后老舍先生一直拒绝出版自己全集的重要原因。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鲁迅全集》，又计划为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四人出文集。这在当时的作家是一项很高的政治待遇，而且其他三人的文集也已陆续出版了。唯独老舍无意于此。
1959年冬，出版家赵家璧进京访问老舍，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为他出文集的事，“老舍就问到我巴金在沪遭蓬子的宝贝儿子（姚文元）批判的事，我一五一十地讲了，老舍叹口气说：‘老巴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赵家璧在他的回忆录《我和老舍》中回忆。
1960年赵家璧再次进京，为促成老舍出作品集，特地拉阳翰笙（时任文联党组书记）和楼适夷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一起去见老舍。“不料我一张口，老舍就站起身来说：‘我想写的东西还多得很；我肚子里的许多作品还没问世，嘿！干吗现在就出全集、出文集？现在我得集中精力写新的，到那时候，咱们编全集，算总账。’”
赵家璧的回忆并不是孤证。1990年代，史承钧访问曾与老舍交往甚密的女作家赵清阁。赵清阁回忆： 为动员老舍出文集，赵家璧曾请自己做说客。1962年，老舍参加广州会议后经上海，赵清阁曾在饭桌上向老舍提及出文集的事情。老舍当即反问： 我出全集为什么？为名？为利？两者都不必要。况且我的那些东西，也不见得通得过。我看《四世同堂》就通不过，里头有蒋介石，有国民党。当时北平国民党在抗战。我没法改。现在又不抗战了，出它干嘛？
老太太赤膊上阵
在林汝为读到的那本1979年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四世同堂》里，“蒋委员长”自然是不见痕迹。但林汝为还是猜测，老三瑞全是“上国民党那边去了，因为老舍就去了重庆”。不过，在电视剧里，老三究竟去了哪里，被处理得很含糊。
“我身边有很多老八路。演王成的刘世龙他们一家子都是共产党，日本人扫荡村子的时候，把他姐姐给杀了，还把她屁股上的肉割下来，煮了吃。当时的照片我都见过。当然，重庆也挨了轰炸，上海也死了好多人。何必再分死的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改编《四世同堂》的半年，林汝为思绪万千，下笔慎而又慎。
“文革”已经结束，长影厂的生产却没有立刻恢复。导演们要么已经退休，要么宁可学做菜。“运动”教人学会了“游鱼”的人生哲学： 少看书、少说话、少拍片。与丈夫长期分居，在长影厂又无事可做的林汝为，调进刚成立不久的北京电视台电视剧艺术中心。所谓的“中心”，是西三环桥脚下的几间平房，办公室里没有桌椅板凳，开会要坐在窗台上。
到新单位没多久，林汝为就打了一个报告，提议把《四世同堂》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那时，她已经把原著读了七八遍，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戳在她心里： 祁家老大从来不笑，唯独一次例外，是女儿饿死的时候，毫不知情的他举着四枚鸡蛋进门，高兴地告诉媳妇： 我看见老三（在外抗日）了，这是老三捎给妞子的。祁家大儿媳上有老下有小，每天忙得粉都顾不得擦匀，眉毛总是白的。祁家老二近乎无耻地热爱自己，礼义廉耻全抛脑后，吃穿上的讲究却决不肯落空。还有长袍罩西装的丁约翰，会用狐狸眼勾人的招娣……
报告交上去五天，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召开局党组扩大会议，讨论林汝为的提议可不可行。被“扩大”进去的林汝为侃侃而谈： 市委有精神，要大力发展电视剧，尤其是持续播出的长篇电视剧，持续时间越长，宣传效果越好；电视剧应该能感动人，教育人，并且有北京特色，这些《四世同堂》都符合。与会的一位北京广播电台的女同志也在一边搭腔： 我看《四世同堂》可以拍，我们在搞《四世同堂》的连续播讲，观众来信已经攒了一大包。
时光流转到1983年，《四世同堂》已经从新华书店库房转移到货架上。读者新奇且惊喜： 老舍先生还写过这样一部作品。
电视剧可拍，剧本谁来改？有人提李准，有人提邓友梅……林汝为发了言： 各位导演，我在长影专门进修过编剧和导演……散会后，几个同事走过来： 老太太，您怎么赤膊上阵了？您也太不谦虚了吧？
在新同事的眼里，五十岁的林汝为名不见经传。在长影呆了那么多年，做演员，没当过几回主角；做导演，没什么代表作。
受父亲的牵连，林汝为在长影厂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习”中度过的。
投奔陕甘宁的父亲先后做过华北联合大学的教务长、天津市委委员，1949年之后因主张不能全国中学都学俄文，要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学校学英文，英文更有用，获罪“狭隘民族主义”。“文革”中，因为曾在国共谈判期间受命以燕大校友的身份给司徒雷登写信，被扣上“美国特务”的帽子。
身为“美国特务”的女儿，在长影厂的林汝为到长白山做伐木工；到吉林第一人民医院外科体验生活，给病号洗脚、倒尿盆、抠大便；在汽车厂组装前叶子板和大灯座，一干八小时，三分钟一辆车下线……
从三十七岁起，就被尊称“老太太”，提议拍《四世同堂》的时候，林汝为已经五十岁，她不能再等。
老舍先生有的是朋友
改编《四世同堂》，需经过老舍夫人胡絜青同意。胡絜青恪守满族人的礼仪，林汝为每次见她，都要行蹲安礼。“她不让坐，咱们就不坐，多会儿她想起来了： 小林你坐。再坐下。”
胡絜青向林汝为回忆，老舍去重庆之前曾跟家人约定： 写家信的时候不能提灾难，顶好只谈家长里短；要是搬家了，用什么暗语表示；万一不能寄信了，通过谁转信；我那边要是好，你们就过去，到时候哪位先生会来接，是他，你们跟着走，不是，你们别动。
老舍一走就是五年。1941年，胡絜青带着年幼的孩子，辗转五个月，从山东取道北平到重庆，找到老舍。
林汝为改编剧本的时候，胡絜青把家里几位经历过日据时代的满族亲戚介绍给林汝为。亲戚们讲给林汝为的故事，有些胡絜青在重庆也曾讲给老舍听。
因为小说里祁家老三瑞全是混在出殡的杠夫里出城去抗日，林汝为特意找到几位八宝山和东郊火葬场的老工人。他们在解放前做过杠夫，对送葬的仪仗怎么走，有相当的权威，对日本人把街上的“倒卧”拉到郊外草草掩埋的事情有很深的记忆。
这些人还熟谙连接北京城内外的秘密交通路线。
老舍在《四世同堂》里描写了一位热血的刘棚匠。他不愿意在膏药旗下苟活，偷偷混出北京城，临走把刘嫂托付给祁家老大瑞宣。瑞宣每月贴补刘嫂六块钱。日本人实行粮食管制之后，北平人吃饭越来越不容易，刘嫂不愿再接受祁家的接济，冒险把布料、旧衣服卖到石家庄、张家口。口外缺衣少穿，北平吃不上粮食，愿意冒险的人两头有赚，但是要一路躲避日本人的盘查，买通铁路上的职工与巡警，人有时藏在货车里，有时得趴在车顶上。得到的那点粮食，放在袖口或者裤裆里带回北平。
杠夫们向林汝为证实： 沦陷八年，北平跟外界的秘密民间通道从来没有中断过。
《四世同堂》里还有一位着墨不多的明月和尚，是一位抗日义士。为什么单单要把一位和尚写成抗日义士？通过采访戏剧学家吴晓玲先生，林汝为知道： 当年二十九军在南苑附近抗击日军，死伤无数。部队奉命草草撤退，是南苑附近的和尚把死伤的战士从战场上偷运走，伤员寄放在佛教徒家里，阵亡者安厝在寺庙，用油漆把棺材封严，防止散味。
“后来北平就被日本人占了。和尚干的事情，日本人始终不知道。但是老舍先生知道。你别看他先去重庆，之后又去美国，老舍先生有的是朋友，泥瓦匠、花匠、杠夫……他会想象，他认识的花匠遇到鬼子会怎么办，他认识的小贩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北平怎么生活”，林汝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枣树为主，老头为辅
剧本改好，接下来就是选角。听说北京电视台要拍长篇电视连续剧，四十几家文艺团体的演员闻讯而动。每天早晨八点到晚上十点，林汝为跟一拨又一拨的演员谈话。入围的演员试装、拍照，每张照片都要拿给胡絜青过目。
六个月之后，全剧大大小小几十个角色都定了下来。林汝为给每个演员发了一套《四世同堂》：“好好念书。老舍先生都写好了，照着演就行了。”
开拍前一个月，演员们进驻片场。用一个月的时间，看原著，读剧本，对词，练习穿平底布鞋，练习穿旗袍，好使它在走路的时候不裹腿；练习穿长衫和小褂。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后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一部分）的老演员杜澎在剧中扮演原本“横草不动，竖草不拿”，后来却成为抗日义士的钱诗人。老舍笔下的钱诗人好喝茵陈酒。杜澎从读剧本起就难以释怀： 茵陈酒究竟是什么味道。“茵陈”是一种野生植物，刚好片场的空地上就长着几株。趁春天茵陈刚长出嫩芽，杜澎采来泡酒。“嗳，我发现它有点清香味。从这里我想到，钱诗人可能喝酒不多，但爱喝，喜欢粘着酒劲晕在其中唤起的诗情画意。”杜澎在当年的拍戏心得中写道。
六十四岁的老演员邵华要演八十岁的祁老太爷。每有大动情绪的戏，有肺心病的邵华就故意停药，宁可胸闷、气喘，以传递祁老人的满腔激情。
有一场戏是祁老太爷听说儿子被日本人凌辱后投河自尽，林汝为让美工彦小追按照图纸的位置在摄影棚里栽两棵枣树。彦小追找不到枣树，买来一棵杨树。林汝为不干： 必须是枣树。第一，北京人好在院子里种枣树，可以当景赏，到秋天还可以给孩子打枣；第二，枣树的枝干是有硬结、有力度的，而杨树的树枝是圆的，赞美人就说“杨柳细腰”。
按照林汝为的设想，这场戏，摄像机要吊在摄影棚的最高点，从上往下俯拍，枣树为前景，祈老太爷是远景，镜头慢慢摇下，祁老爷子要有大段独白。
邵华顾不上吃饭，把林汝为堵在摄影棚门口，一手拿着老舍的小说，一手拿着剧本： 原著里，老舍先生一句话都没让祁老爷子说，你为什么要让他说那么多？
老爷子您念过《天问》吗？林汝为反问。这段写的就是祁老爷子的“天问”。他那么忠厚老实的儿子死在他前头，没病没灾，之前没跟他说上一句话，早晨出去好好的，晚上成了护城河里冷冰冰的尸体。他不得不好好问问： 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被日本人逼死？
我懂了，你拍吧。邵华撅着祁老爷子的山羊胡，脸上贴着祁老爷子的老年斑转身离开。那场戏，一条拍过。
还有一回，演小崔太太的马宁遇到了难处。有一场戏是她丈夫小崔叫日本人把脑袋给砍了，她起先不知道。后来她听到四大妈骂白巡长： 你是干什么吃的？！我活蹦乱跳的小崔怎么让人把脑袋给砍了？！按照剧本提示，小崔太太应该登时昏倒，被救醒之后，要“大嚎”。
马宁找到林汝为： 老太太，什么叫“嚎”？
“嚎”就是你有一口气在心里憋着出不来，你必须“嚎”，因为你实在不明白： 我的小崔怎么就没了脑袋？
马宁想了半天： 我不会。
那我给你示范吧，你可别生气，按说导演不该给演员示范，但是这个太难了，我试着给你“嚎”两声。两声过后，林汝为的心跳加快，气都喘不上来。过了好半天，她问马宁： 这回你明白了吗？
马宁点点头。
2007年，电视台的娱乐节目做“四世同堂再聚首”。事先，几位年轻的女记者找到林汝为，林汝为把记者们请到她家对面的茶馆，从上午九点谈到晚上十点。
“有几位演员已经去世了，能不能把他们的照片挂在演播室里，我想跟他们一起坐坐？”林汝为只有一个要求。
电视台没有爽约。“祁老爷子”邵华、“大赤包”李婉芬、“冠晓荷”周国治的照片，被远远地挂在演播间的背景墙上，“也不介绍也不干嘛的”，“明月和尚”高恩德的照片干脆被忘记了。
“他们根本不明白老舍先生为什么写明月和尚。更不明白为什么我想跟去世演员的照片一起坐坐。”林汝为怅然地说。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