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通然后字顺（8）
《龙须沟》： 一出戏就说清了我们的政权
2010年6月6日，北京人艺话剧《龙须沟》第三轮演出结束。《龙须沟》还能再演，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复排导演顾威1966年进入人艺工作，在他的记忆里，尽管每次总结人艺的艺术传统，都要打《龙须沟》讲起，但几十年间，从来没人提议复排这部起家戏。
2009年，老舍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老舍之子舒乙给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写信，提议复排《龙须沟》。舒乙在信中列举了五六条理由，每一条都无可辩驳，包括： 《龙须沟》是北京人艺1952年成立后的起家戏，自此现实主义成为人艺安身立命的法宝；老舍先生因为这台戏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人艺接受了舒乙的建议，“开始只是想作为内部纪念”，顾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复排《龙须沟》，舒乙点名请他导演。
尽管有1996年导演曲剧《龙须沟》又得奖又叫座的经验，顾威对复排话剧《龙须沟》并没有十足的底气：“现在都看帅哥美女，这种穷戏、破戏谁看？”首轮演出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龙须沟》不止属于1950年代的老舍、1950年代的北京。
“三结合”结合出《龙须沟》
1949年底，老舍从美国返回阔别十九年的北平——此时北平已经改名北京。本以为多年未通音信的亲人们一定早就饿死了，可三个姐姐、一个哥哥都还好好地活着，虽然衣服上补丁摞补丁，但都浆洗得很干净。老舍后来的小说《正红旗下》里写过的那位大姐告诉老舍： 你的外甥都当了工人，解放前是地下党的，当上了工会主席。
老舍把大姐接到丹柿小院，一住就是一两个月。“他们俩很亲，饭桌上互相搛菜，也说说以前的事情，但更多的话没有。老太太没事干，一双一双地纳鞋底，我们全家都穿上了她做的鞋。有时候，她弟弟写东西，她就走到他的房间外头，趴着窗户看他。”舒乙回忆。
窗里的老舍多半在奋笔疾书。事实上，从舒乙记事起，老舍一直恪守着上午写作的工作律条。
在很多老作家往往因“出身”不好，在时代面前交白卷，再也写不出新作品的时候，天才“写家”老舍却有写不完的东西。鼓词、快板、话剧……“大跃进”的时候，文学也要放卫星。田汉跟老舍打擂，老舍偷笑： 他根本不可能战胜我。果不其然，解放后没写过东西的田汉在那年写出剧本《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而同一年老舍却写了三部，其中就包括《茶馆》。
而《龙须沟》则是老舍在火红的1950年代的开山之作（虽然有《方珍珠》在前，但影响力远不及《龙须沟》）。
《龙须沟》可谓1958年之后盛行的“三结合”创作（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始祖。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希望人艺拿出一部以“城市建设为市民”为主题的话剧。人艺院长李伯钊找到刚回国不久的老舍。老舍有腿疾，人艺特地给他派了一个叫濮思温的年轻助手，濮思温每天上午到龙须沟采访，回来把有意思的事情汇报给老舍。人艺的演员们也在导演焦菊隐的号召下不断去龙须沟体验生活，他们的所见所闻丰富了老舍的创作。
“演员们体验生活深入细致且形象，把我的一双脚变成了几十双脚”，对这种新式的创作，老舍兴奋且忐忑，“在我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不过冒险有时候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不顾成败而勇往直前……”
焦菊隐回忆，剧本拿给人艺的时候，老舍惴惴不安：“这还像一出戏吗？”当时，焦菊隐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的主任，给人艺导戏属于业余兼差。
焦菊隐对老舍的剧本并不十分满意，他带着演员边排边改，在老舍文学剧本的基础上，渐渐拾掇出一个演出本。
《龙须沟》公演以后，老舍坚持出文学本和舞台本。他在文学本序言中写道：“《龙须沟》有两种不同的本子： 一种是依照我的原稿印的，一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本。现在，我借用了一部分舞台本中的对话与穿插，把我的原稿充实起来……舞台布景的说明，在原稿中本来没有，这次我全由舞台本借用过来。”
其实不止是舞台布景。在文学剧本里，主角程疯子“原来是有钱人，后因没落搬到龙须沟来”。二十三岁的演员于是之却在他为角色撰写的自传中把程疯子定位为“拉单弦的旗人”，老舍看后大受启发，于是程疯子有了新身份：“原是相当好的曲艺艺人，因受压迫，不能登台，搬到贫民窟来。”
剧本定了，开始排练。今天“土得掉渣”的《龙须沟》，是当年的“实验作品”。焦菊隐明确提出： 我们不要怕搞自然主义。焦菊隐的敌人是不从生活出发，不讲究人物塑造的套路式表演。他手下的演员大多出身部队文工团。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自然主义到什么程度？煤球炉的炉灰都得是真的。台上的水坑一脚下去要溅出水来。叶子老师演丁四媳妇，焦先生要求她哑着嗓子说话——常年被生活所累的妇女，嗓音不可能是好的。曾经有专家说叶子声音不好听，叶子试着往回调，焦先生生气了，给叶子写了一封措辞很严厉的信： 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没有艺术创造的纪律？”顾威对人艺的传统津津乐道：“曹禺先生给北京人艺的演剧定位是‘诗意现实主义’，用焦先生的话说‘满腔热情就是诗意’。”
《龙须沟》上演，立刻产生了轰动性的效果。周恩来异常兴奋： 虽然我们进城的时候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但是老百姓并不明白这个政权是干什么的。我要做很多的报告、办很多的学习班才能做到的事情，老舍一个戏就做到了。
“周恩来跟周扬说，必须写一篇文章，发到《人民日报》上，让全国的人民都看到。后来周扬真的发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名为： 《向〈龙须沟〉学习什么》，文章末尾号召全国作家向老舍先生学习。”1978年之后，舒乙以研究父亲作品和生平为业，对建国后的文艺政策相当熟悉。
周扬的文章让解放区的作家很不满意： 要我们向戴金丝边眼镜、穿尖头皮鞋的老舍学习？“周恩来说，你们的价值就是不如刚从美国回来的老舍高。你们不服气，我索性就给他个‘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舒乙笑着演绎当时的情境。
美国回来的老舍、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博士焦菊隐完胜解放区艺术家。奖状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发给老舍，上面写着：“《龙须沟》阐述了人民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姜文能演，我们也能演”
1996年，因为《龙须沟》，北京曲剧团重续与老舍中断了十几年的前缘。
1950年代初，大鼓艺人魏喜奎，单弦八角鼓艺人曹宝禄、尹福来、孙砚琴，奉调组成“群艺社”，在前门箭楼游艺厅演出反映现实生活的应景小戏《探亲家》、《新打灶》、《四劝》。艺人们这种把单弦、琴书、大鼓、京剧、评剧共熔一炉的草根演出形式，被命名为“解放新剧”，后经戏剧学家马少波的建议，更名“曲艺剧”。
周恩来牵线，让老舍多关心曲艺剧。1951年，老舍把宣传婚姻法的新作《柳树井》交给“群艺社”排演。以北京语言、北京音乐表现北京人新生活的《柳树井》一炮而红，老舍建议把“曲艺剧”改名“曲剧”，并且下定义说，“曲剧乃中国北方之歌剧”。“北京曲剧团”就此成立，团长魏喜奎的任命书由市长彭真亲自签发。
《柳树井》之后，北京曲剧团的第二部戏是《骆驼祥子》。“那会儿曲剧特别红。前门小剧场‘杨啼骆’（《杨乃武与小白菜》、《啼笑因缘》、《骆驼祥子》），三出大戏轮着演，观众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去看，十分钟两分钱。”北京曲剧团的台柱之一孙宁回忆。
孙宁1975年入团，他入团的时候，北京戏剧圈的老话“中国评剧院是地主，北京曲剧团是富农”已经成为过去时。“文革”一来，什么剧种，都要唱样板戏。戏里只有三种人物，好人、坏人、中间人。主角的唱腔必须唱到多高的音高，一出戏要有几个“中心唱段”，都有明确规定。
1980年代，曲剧团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下坡路。天天闹“改制”，天天听说剧团要被裁撤，孙宁开了家复印店补贴家用。
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张百发视察过好几次，把曲剧团和市歌舞团合并成“北京歌舞曲艺中心”的传闻越来越盛。新上台的团长把编剧张永和十年前写的剧本《烟壶》翻出来，目标很简单： 演满三十场，得北京市首届金菊花奖。
张永和建议请北京人艺的顾威做导演。在那之前，顾威从来没看过曲剧。“导不好还导不坏么？”顾威轻装上阵，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曲剧团的老少爷们儿却把《烟壶》当作生死关头的最后一搏，炎热的八月，闷在没有空调的北京戏校排练厅苦干二十八天。
首演那天，北京人艺的老人儿们都被请去看戏。人艺的林连昆跟演员开玩笑： 你们给我们演“话戏”的留口饭吃吧。夏淳建议： 你们可以排老舍先生的《茶馆》。
孙宁是《茶馆》迷，各种版本的《茶馆》，看过不下十五次。“我看戏不看主角。只要配角撑得起来，戏就立起来了。”孙宁知道，老舍笔下的角色，别管几句词，都神完气足。当时，孙宁的同事都认为，排演《茶馆》为时尚早，功力不到。
《茶馆》没来，《龙须沟》来了。《烟壶》演满一百场，轻松拿下金菊花奖，所有人都看出曲剧团的出路还是演京味戏。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吴江建议： 你们排《龙须沟》吧。
演员们都反对。“政治戏，破烂遭叽的服装和布景，谁看？”团长被夹在中间。
“当时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观众看下去。”有了《烟壶》的成功经验，顾威又被请来做导演。改剧本，二春和二嘎子，赵大爷和王大妈，把他们往一块“拴”！——顾威和编剧张永和很快商量出改编策略。
“《龙须沟》以程疯子为主要线索，但只有他一个人戏撑不住。必须要有各种复杂的人物关系。‘豹头、熊腰、凤尾’，豹头和凤尾都不难，熊腰最难做到。”顾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原剧本的问题恰恰出在腰眼上——1949年之后的戏太单薄。“刚解放的时候这样演行，当时全社会都在为新政权欢欣鼓舞，喊喊口号，观众就能明白，现在这么演不行。”
编剧张永和把二嘎子的年龄从十二岁改成十七岁，把二春的年龄从十九岁改成十八岁，这样一来，二嘎子就有机会跟同院的邻居二春两小无猜了。王大妈对赵大爷也有意，她反对女儿二春跟二嘎子好，想把她嫁给前门的杂货铺少掌柜。二春反戈一击： 您要反对我，您跟赵大爷的事，别怪我横在中间。
戏排起来，演员们渐渐忘记了对“政治戏”的成见。戏里的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性格、丰富的前史，台词往一块一搭，就出戏。
这也正是老舍对《龙须沟》最得意的地方：“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这个剧本里没有任何组织过的故事，没有精巧的穿插，而专凭几个人物支持着全剧。没有那几个人就没有那出戏……”老舍曾在《文艺报》上总结《龙须沟》的创作经验。
四十几年之后，老舍珍爱的人物依然有生命力。曲剧《龙须沟》成为当年的舞台黑马。孙宁记得，那年他和同事在各种各样的舞台上演出过，“最小的舞台不比我们家客厅大，演员上台得贴着景片走”。演员们在清华大学的美式礼堂，频频谢幕，频频返场。骄傲的清华学生事后还专门给顾威写了一封信：“本来对《龙须沟》充满不屑，结果却看到了一片实实在在的生活。”
有《龙须沟》练兵，第二年，北京曲剧团排演了《茶馆》。当时，姜文正在跟舒乙谈《茶馆》版权，要排一个明星版。曲剧团土生土长的北京大爷们气儿不忿： 姜文能演，我们也能演。
导演还是顾威。为了跟人艺版《茶馆》众声喧哗的开场迥异其趣，顾威设计了一个静开场。纱幕背后，演员雕塑一般摆好各种各样的剧中造型。
“四九城闻名的裕泰老茶馆儿，大方桌宽条凳烫金的对联儿，铜搬壶细盖碗小叶香片儿，侃西山道北海取乐消闲儿”，京味十足的序曲过后，纱幕拉开，王利发扒拉着算盘满堂招呼，松二爷跟常四爷隔着鸟笼子聊天。一大段多声部的数唱扑面而来： 四下里说说笑笑人声鼎沸满堂赞儿，讲鬼灵说鬼怪没边又没沿儿，求官谋事算命那个求签儿，保个媒，拉个纤儿，虫鱼狗马，鹰鹄骆驼，涨价儿落价儿，扯的尽是闲篇儿。
最主要的道具是一棵槐树，第一幕青葱碧绿，二幕树叶金黄色，三幕老树枯藤。
曲剧《茶馆》从北京唱到了台北。那是老舍在台湾解禁的开始。
人艺属于大明星，还是属于大演员？
重排人艺的《龙须沟》，焦菊隐和曲剧《龙须沟》都是顾威的样板。舞台上有水坑和真正的炉灰还不够，顾威在舞台上造了一条真沟。1953年的《龙须沟》，主角程疯子最后的归宿看自来水。曲剧《龙须沟》和人艺新版《龙须沟》都认为，用这样的方式表现程疯子的“新生”远远不够，他本来是唱单弦的，还叫他唱单弦，岂不更好？
程疯子重新拿起八角鼓，扮演他的人非杨立新莫属。在北京人艺，北京戏校出身的杨立新是唯一一个既能演话剧，又能唱曲艺的演员。
除了杨立新，新版《龙须沟》没有大明星。借着复排《龙须沟》的机缘，顾威重新拿起了《焦菊隐文集》。他意外地发现，在反对明星制的问题上，焦菊隐是他的前辈知音：“不消说，‘明星制度’是导致艺术及传统戏剧文学日趋没落的主要原因。……这种‘明星’制度会可悲地改变观众的审美观……人们由欣赏一个演员的艺术而缩小到对演员本人的崇拜，乃是不良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使得人们看不见艺术表现的真正价值。”
在顾威看来，如何看待明星，事关北京人艺的传统：“过去北京人艺有培养大演员一说，而且有五年规划，但从来没有提过培养明星。于是之当了一辈子演员，最后连一级演员都没评上。在街上被小姑娘认出他来，于是之会脸红。去年丁志诚演小剧场话剧《关系》，手捧鲜花的粉丝把前三排都坐满了。”
剧院组织生产时也开始打明星牌。“你别看《窝头会馆》号称两千万元票房，不能长此以往。明星演出一场补贴一千五百元，普通演员补贴六百元，一样演戏，凭什么？这次我排《大酒店套房》就是准儿，明星报酬上去后，其他演员也要求加薪，舞美、后台也跟着水涨船高。票价自然要往上抬。”顾威说。
顾威去日本四季剧团，发现一千人的大剧场，最高票价两千日元，合人民币一百三十元——大概是日本应届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十分之一。这让他想起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工资四十八元，首都剧场最高票价八毛。北京人艺一上戏，靠集体票就能演四十场。“电车公司就得包十场，因为工会主席是话剧迷。现在，工会主席哪还看得起戏？”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