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说话，知识分子的分化点

　　贫富分化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使得激进与保守，或者说左与右的分化就跟中国社会的贫富一样明显化

贫富之争成为导火索
　　近期茅于轼与薛涌有关“富人”与“穷人”之争，掀起了又一轮的观念激荡。
　　事起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急剧的阶层分化。
　　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奇迹般地堆积，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农村，新开篇的历史是农业和农民第一次获得国家财政补贴。这一切，甚至超过了三十年前从政治家到民众所能想象的程度。
　　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公正受到严重挑战。官员腐败，特权阶层和垄断集团挤兑公共空间。贫富悬殊已然形成，畸形的利益格局对普通大众越来越不利。（上一个月，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表明，10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向有利于富人的方向倾斜，成为亚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在世界上与一部分最不民主和没有秩序的国家同列为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被认为可以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层尚未形成，一代相对有竞争力的青年把未来按揭到高昂的房市，消费指数的暴涨又导致生活信心下跌。权利缺失和言路受阻，相对贫困和相对被剥夺感无法表达，遂在网络上弥漫成一种令“主流社会”担心的情绪。
　　回想贫富分化的野马开始脱疆之际，“公平还是效率”曾经是一个问题。后来，问题终结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现实生活中，“公平”常常难以“兼顾”，“效率”每每压倒一切。今天，“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开始退场，谁再提它甚至有故意挑逗公众情绪之嫌。今天的问题是：“为穷人辩护”或是“为富人辩护”。
　　面对贫富阶层的分化，曾经是同一阵营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分化。

双方各有拥趸形成对垒
　　分歧在解读基尼系数的基本点上就开始了。多位有相当影响力的官员和学者反对用这个“西方标准”评价中国现实，主张中国基尼系数要城乡分列算式，然后用两个基尼系数来评价中国的贫富差距，这样或许不会达到警戒线。但是，这个论点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对“贫富分化”的高度关切。
　　茅于轼先生作为一个道德好人，并且是一个帮助穷人的道德实践者，他认为“仇富”是一种现实存在，他还认为中国有“仇富”的历史传统，而这个传统正是中国社会贫穷的根源之一。他认为富人往往受到伤害，却没有人为他们说话，因为“为富人说话”不讨好，而为穷人说话却很方便，他“很担心我们国家再发生贫富冲突”，他写了《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声明是为“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辩护。
　　茅先生此前有过“为富人辩护”而受网民围攻的经历。这一次，他“为富人说话”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媒体的评论版，无论他愿意不愿意，他再一次被摆上了“为富人代言”的代表席，辩论迅速在网络和纸媒上同时展开。
　　现居美国的薛涌一直关注国内时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年他“主要精力是在和‘主流’们斗争”，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们。他认为他跟他们“虽然都主张市场经济，但是意识形态不同”，“他们讲‘效率优先’，我讲‘权利优先’”。在基本的立场和多数的观点上，他不赞成茅于轼，他接连写了多篇文章反驳茅于轼。他反对“仇富是中国社会历来贫穷的根源”，反对“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他认为“要勤劳致富，就必须保护穷人”，“贫富分化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他举例说“人权平等”的充分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分化反而没有一些专制国家严重。特别跟所有论者不一样的是，他认为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老百姓有一定的情绪是合理的”，并且他们的声音也应该得到表达。
　　一时之间，茅于轼和薛涌分别成为“为富人说话”和“为穷人说话”的代表，双方各有拥趸，迅速形成对垒之势。
　　“拥薛派”更多的是草根读者。薛涌在新浪网以“反智的书生”命名的个人博客，只谈时事，并无杯水主义风波，点击量已过千万。而陈永苗是批茅较为激烈的一个。他对新时期的不公正坚持最低限度的容忍。他提出的问题是：“改革是为穷人的，不是为富人服务的”；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穷人就没有了机会，而茅于轼是在穷人与富人的矛盾中间“拉偏架”。
　　据笔者电话调查，在活跃的自由知识分子圈，多数人不支持薛涌，特别对他因为长期合作的媒体不发表他批评茅先生的文章而发出高调指责表示不以为然。辩论带来精神紧张，从问题过渡到了“态度”，如指薛“讨好穷人”，“另有所图”或捞取“政治资本”。
　　薛涌的立场很容易被指民粹主义，何况标榜自己“反主流精英”和“反智”。茅于轼的同辈学者吴敬琏在最近一期《中国改革》杂志，发出了这样的谴责：“最近几年的争论中，少数人极力散布他们对贫富差别过大的原因所做的歪曲解释。”“2002 年的中共十六大已经确定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正确方针，但在几次‘左’倾思想回潮中，传统路线的支持者仍然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义情绪蒙蔽‘弱势群体’，挑拨他们与中等阶层之间的关系，煽动‘反精英’和‘仇智’。”对此，薛涌称吴敬琏用“极少数人”、“煽动”、“挑拨”、“蒙蔽”等词说话，不是“现代语言”。

一个公共话题的左右说
　　辩论还在继续。辩论的是非应该在辩论的过程中去求证，而我们想关注辩论本身显示的价值。
　　我们注意到，辩论中出现的“讨好穷人”，及以此方式去图谋“政治资本”之说，应该算是一种新鲜的辞令，很诱人想象。有人指出，“讨好穷人”也好，“为富人代言”也好，都应该是你的权利。任何一个人参与公共辩论，不一定要代表所有人。如果每一个人都自由选择自己的立场，形成一个有人“讨好穷人”，有人“讨好富人”，有人“为利益集团代言”，有人“为弱势群体说话”，有人保守，有人激进，有人向左，有人向右……所有阶层和群体都有人为其“代议”，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话语场，才是现代政治制度生长的土壤。
　　事实上，在这场辩论中，面对一个共同的社会问题，尽管双方有许多共同的判断基础（都不讳言是自由主义者），例如，对腐败和不公的认识，但是，仍然形成了或左或右的立场。无论你是因为忧虑穷人的不理性而选择为富人辩护，或者因为同情穷人的权利缺失而选择为穷人说话，你都已经站了队。如果能让这种话语环境自然生长，假以时日，他们或者都会把自己的话语表述得越来越成形，越来越具有政治智慧。
　　新时期以来，有关中国社会的问题与主义，已经有过几次争论。每一次争论都分化出左与右的种种名目，左有老左与新左，右有自由与新自由。当然，在中国国情之下，左与右并不对应着通常意义上的激进与保守，而是基本相反，不过，这并不重要。同时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于左派来说，无论老左和新左的帽子，都不是自己愿意拾来的，而是别人赠送的，当事人不仅不接受，还会反唇相讥；而自由主义标签一般不会被推辞，不过，这也不必纠缠。值得重视的是，新时期的前几次观念之争，大致只是知识精英之间的演练，而此次由贫富分化激荡起来的观念对垒，则席卷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直自称为“弱势”代言的新左派这次却不做声）和普通大众，特别是网络青年的参与，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话题和公共选择，使得激进与保守，或者说左与右的分化就跟中国社会的贫富一样明显化。
　　这是社会阶层分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值得关注。这次先听听薛涌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