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怀抱谁人知？ ——严复和吕耀斗的仕途之路

光绪二十年底，天津道出缺，李鸿章推荐吕耀斗署理，次年二月，吕耀斗实授永定河道，此时距他进士及第，已经度过45个春秋。他的坎坷经历，亦是当时新旧交替时代官员的缩影。过去，人们常把中进士比作跳龙门。殊不知，即便跳过龙门，点了翰林，官场的道路依然崎岖难行，能跨过道员的人寥寥可数。吕耀斗需要漫长地等待，作为他的下属，出过洋的严复，同样也需要等待，这是官场的规矩，不会因人而异。

谁压制了严复

光绪五年（1879）夏天，严宗光（后改名严复）结束了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两年留学生活，乘舟归来，先在母校福建船政学堂工作，经陈宝琛举荐，于次年被李鸿章调往天津水师学堂执教，从此在该校服务了二十余年。

严复常常抱怨晋升缓慢。他后来因翻译西书名满天下，一些学者便想当然地认为，严复满怀爱国激情和专业知识，只因没有巴结李鸿章，才落得怀才不遇的境地。

谁有证据，是李鸿章压制了严复呢？

其实迄今没有找到，只是顺着严复的牢骚猜测而已。

关于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经历，他的公子严璩在《侯官严几道先生年谱》中称：“庚辰（1880），府君二十八岁。直督李文忠公经营北洋海军，特调府君至津，以为水师学堂总教习，盖即今教务长也。……而该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这句话，后来被解释成“事实上他担负了总办（校长）的责任”。

我从档案中发现，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前期任职，职务是洋文正教习。严复并没有担任过总教习。

严璩又说严复于1890年由“直督李公（鸿章）派为总办水师学堂”，也不对。因为从1887-1893年，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一直是吕耀斗，严复任总办是1893年底以后的事。

少有人知的吕耀斗

几十年来，研究严复的文章连篇累牍，却从来没有人关注过吕耀斗的身世和命运。要说晋升缓慢，这位老先生更加缓慢。只是绝大多数严复研究者，从来不知道吕耀斗其人其事。

那么，凭什么说严复的仕途被别人挤占了呢？这岂不很奇怪吗？

不奇怪，时下史学界研究历史人物，往往就是这么弄的。不作前后左右的细致考证，抓住几条材料就匆匆行文，过多地带上了后人的主观意见，这是研究中常见的通病。

我们先来说说吕耀斗的经历。

吕耀斗，字庭芷，号定子，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道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1830年11月6日）出生，道光丙午乡试（1846）中举人，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850）考中进士，与俞樾、徐桐、吴可读等人为同年，此时距严复出生，尚前四年，可见是出道甚早的科举才俊。翁同龢在同治五年（1867）的日记中，称他为“吕定子前辈”。翁同龢是咸丰六年丙辰科（1856）状元，与庚戌科之间还夹着咸丰二年壬子恩科、咸丰三年癸丑科两场会试。

宦海茫茫，大多数的进士们，金榜题名，只不过在题名碑中刻下一个令后世陌生的名字。

吕耀斗仕途的前半段也几乎默默无闻，当20岁的他春风得意地点上翰林，搬入京城去工作生活之后，便一路蹭蹬，直到同治九年（1870）底，才熬到功臣馆纂修的差事。他旋转即赴陕西，加入刘铭传铭军幕府。次年九月，刘铭传因病请假，离开军旅，吕耀斗需要重新寻找上岗机会。同治十年底，李鸿章又介绍他去山西巡抚鲍源深处做幕僚，但吕没有接受。当年夏天，他回到翰林院，重新补上功臣馆纂修。至光绪元年（1875），吕耀斗轮到文渊阁校理的闲差。

光绪三年夏，他听说陕西巡抚谭钟麟要上奏酌保驻陕铭军，便走李鸿章的后门，通过铭军统领刘盛休帮忙，将名字补入保奖名单，并在保举前先捐道员，从而争取由候选道保以分省补用的资格。此次保案，共有文职180余员，武职380余员，这么个庞大的保荐案中，本无吕耀斗的名字，好在他在铭军待过，通过李鸿章打招呼，居然就将名字添补进去了。

这年年底，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将吕耀斗和吴大瀓一起调往军营，称“吕耀斗志正行方，留心经世之学，臣虽未与谋面，得诸传说，窃重其人。……若发往臣军差遣，俾资历练，将来必可成才”。

奏上，奉上谕：“翰林院编修吕耀斗、吴大瀓，着各衙门饬令该员迅赴甘肃军营，交左宗棠差遣委用”，吕耀斗的本职，竟然还是编修，漫漫27年，全无进步。而吴大澂，是同治七年戊辰科（1868）中进士的后辈，他比吕耀斗进翰林院，足足要晚18年。

左宗棠其实不认识吕耀斗，这次调人是谁向左推荐的，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