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最后的牵挂
“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1993年，邓小平跟邓肯谈话。
分配出问题是实践的问题
记者：我们注意到，这次邓小平改革与发展思想学术研讨会的一个热点话题是“共同富裕”，这跟当前公众所关心的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问题有很多交叉点。请问，现在的贫富悬殊跟初期小平理论所强调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否有一定关系？
杨春贵(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邓小平所说的“先富后富”，指的是富裕次序、富裕程度的差别，是共同富裕的一个捷径，而不是富的愈富、穷的愈穷的两极分化，当时之所以强调先富后富，是针对当时“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思想还很严重的情况。
李占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主任)：邓小平文选三卷翻下来，小平自己讲了很多注重效率的话，但没有说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话是一个中央文件说的，那话在当时情况下也肯定是对的。邓小平提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因此他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发展快一点的带动发展慢的，加快发展，是“共同富裕的捷径”。
记者：公众和学界思考的是，中国社会目前所出现的贫富悬殊现象是怎么逐渐形成的？
杨春贵：分配中出现的问题是实践中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在第一次分配中，一些人靠非法致富；一些行业靠垄断致富；以及国家公务员在不同地区不规范分配，等等。这些都是违背邓小平所主张的按劳分配和按经营好坏分配的原则的。还有就是在第二次分配中，税收制度不够健全，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公共投入不足，同时也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致使一部分群众未能同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些显然都不是邓小平所主张的。相反，邓小平主张，要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
小平关注“两极分化”问题
记者：小平同志是在什么时候注意到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问题的？
许新三(浙江工商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1985年和1986年他曾经有段时间集中讲过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但那时他对中国能否防止两极分化，既充满自信，又不无担忧。他告诫大家：“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1992年时还说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但是等到1993年，他的话里面就没有“如果”了， “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看得出，他的担忧在增加。
李占才：改革开放之初普天之下都是无产阶级，大学毕业在哪里工作转正以后每月都拿53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地区差”每月62元)，收入悬殊的问题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不是很尖锐，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严格说是在“十五”期间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邓小平对两极分化从始至终一直很警觉，但辩证地看，小平也是有个认识过程的。1986年9月接见美国记者华莱士时他还很自信地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但他晚年时就意识到了分配不公要出问题，1992年底时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等到1993年跟邓肯谈话时，就意识到“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对此很担忧，“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应该说，这时候收入差距问题还不是很严峻，但邓小平还是很敏锐。
初始阶段，邓小平认为只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可以防止两极分化。1993年他与邓肯谈话时明确提出：“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那么，我们要想防止两极分化趋势的扩大，必须注重在分配政策方面做文章。
记者：要达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是如何切分这个“蛋糕”的？制度上的考虑是什么？
杨春贵：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提的是一些原则。第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二是对“先富起来的个人”采取“征收所得税”，三是对困难群众，“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第四，“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钱来办教育、修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通过完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政府公共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二次分配来达成全民共享发展成果。这些重大决策同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是针对新的情况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记者：我们注意到，这次邓小平改革与发展思想学术研讨会的一个热点话题是“共同富裕”，这跟当前公众所关心的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问题有很多交叉点。请问，现在的贫富悬殊跟初期小平理论所强调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否有一定关系？
杨春贵(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邓小平所说的“先富后富”，指的是富裕次序、富裕程度的差别，是共同富裕的一个捷径，而不是富的愈富、穷的愈穷的两极分化，当时之所以强调先富后富，是针对当时“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思想还很严重的情况。
李占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主任)：邓小平文选三卷翻下来，小平自己讲了很多注重效率的话，但没有说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话是一个中央文件说的，那话在当时情况下也肯定是对的。邓小平提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因此他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发展快一点的带动发展慢的，加快发展，是“共同富裕的捷径”。
记者：公众和学界思考的是，中国社会目前所出现的贫富悬殊现象是怎么逐渐形成的？
杨春贵：分配中出现的问题是实践中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在第一次分配中，一些人靠非法致富；一些行业靠垄断致富；以及国家公务员在不同地区不规范分配，等等。这些都是违背邓小平所主张的按劳分配和按经营好坏分配的原则的。还有就是在第二次分配中，税收制度不够健全，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公共投入不足，同时也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致使一部分群众未能同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些显然都不是邓小平所主张的。相反，邓小平主张，要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
小平关注“两极分化”问题
记者：小平同志是在什么时候注意到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问题的？
许新三(浙江工商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1985年和1986年他曾经有段时间集中讲过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但那时他对中国能否防止两极分化，既充满自信，又不无担忧。他告诫大家：“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1992年时还说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但是等到1993年，他的话里面就没有“如果”了， “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看得出，他的担忧在增加。
李占才：改革开放之初普天之下都是无产阶级，大学毕业在哪里工作转正以后每月都拿53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地区差”每月62元)，收入悬殊的问题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不是很尖锐，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严格说是在“十五”期间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邓小平对两极分化从始至终一直很警觉，但辩证地看，小平也是有个认识过程的。1986年9月接见美国记者华莱士时他还很自信地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但他晚年时就意识到了分配不公要出问题，1992年底时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等到1993年跟邓肯谈话时，就意识到“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对此很担忧，“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应该说，这时候收入差距问题还不是很严峻，但邓小平还是很敏锐。
初始阶段，邓小平认为只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可以防止两极分化。1993年他与邓肯谈话时明确提出：“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那么，我们要想防止两极分化趋势的扩大，必须注重在分配政策方面做文章。
记者：要达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是如何切分这个“蛋糕”的？制度上的考虑是什么？
杨春贵：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提的是一些原则。第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二是对“先富起来的个人”采取“征收所得税”，三是对困难群众，“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第四，“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钱来办教育、修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通过完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政府公共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二次分配来达成全民共享发展成果。这些重大决策同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是针对新的情况所采取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