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只有我的心”

         唉！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
                                ——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增补版）·２００７年２月

         我画画 ／ 让人民高兴 ／ 用诗射击和讴歌 ／ 用肩膀承受苦难 ／ 用双脚走遍江湖 ／ 用双手拥抱朋友 ／ 用两眼嘲笑和表示爱情 ／ 用两耳谛听世界的声音 ／我的血是Ｏ型 ／ 谁要拿去 ／ 它对谁都合适 ／ 我的心 ／ 只有我的心 ／ 亲爱的故乡 ／ 它是你的。
                                  ——黄永玉·《一路唱回故乡》·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这辈子 ／ 吻谁也没有吻你多 ／ 每天起码一千次 ／ 一种冒火的冷吻 ”这是黄永玉写给烟斗的一首诗。             图片由李辉提供
       

　　２００７年新岁来临，８３岁的黄永玉宣布要戒掉画画，开始续写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其时也是黄永玉的随笔集《比我老的老头》增补再版之时。《比我老的老头》讲述的是１７位文化老人在１９５７年之后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写沈从文的《这些忧郁的碎屑》，写钱锺书的《北向之痛》，写李可染的《大雅宝胡同甲２号安魂祭》，写聂绀弩的《往事和散宜生诗集》，写陆志庠的《不用眼泪哭》，或感伤，或沉郁，或愤怒，或达观，或超脱。黄永玉以炽热、痛楚而悲悯的心为师友画像。
　　黄永玉在《为什么老头号啕大哭》的序文中追问道：“为什么人都要在自己亲身受到磨难后才清醒过来呢？如果不受到磨难还有这种清醒的可能吗？”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０日下午，晚冬的北京东郊天色铅灰，“万荷堂”园林也是枝叶枯寂，一片萧索。进入“老子居”广阔的厅堂，却是鸟语花香生机盎然。头戴黑呢帽、身穿中式衣褂牛仔裤的黄永玉手持烟斗，斜坐在木椅，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老子居”里的“老子”
　　１９２４年，黄永玉出生于湘西凤凰的一座山城。１９３７年以前的凤凰人，自由、放荡、将幻想和生活上最现实的部分糅合。湘西那个小小山城不知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以至黄永玉和表叔沈从文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
　　黄永玉在他的自述文字中说：“从文表叔许许多多的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切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所以他能写那么多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
　　现在我多半时间住在 “万荷堂”。
　　早上７点钟起床，漱洗完，吃早点。随便吃一点。吃完早点看看电视，上厕所，然后工作——画画。１２点吃午饭，吃了饭再画画，１８点钟吃晚饭。晚上看看电视，看看影碟，睡觉之前看看书。就是这样。时间过得很快。偶尔会有好朋友来，以前是丁聪、王世襄、黄苗子、张仃这些老友，现在老朋友也都老了，出门不便。晚上大家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很少出去玩，出去玩可惜了。不要说在中国，到国外去我也很少玩，大部分是画画，写东西。
　　我不是一个喜欢应酬的人。８０多岁了，一天到晚还那么活跃，怎么可能呢？有这个时间空间，也没有这个精力。还不如利用时间，多做点事情，写写东西。写东西总是受画画的干扰，要把画画的时间尽量安排好，保证写作的时间。我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不喜欢应酬，即使能躲过开会和应酬，也还是没有时间写作，总有什么事情打扰。不过马上要写《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了，再不写来不及了。
　　《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不是自传，就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串联起来写。
　　“无愁河”，就是没有忧愁的河流。因为我们家乡的上游有一条无伤河，我把它改成无愁河。借用这个名称写我从童年到今天，我经历到的、看到的、体验到的，不是历史，没有编年。
　　写历史不是我的任务。我的经历恐怕别人也没有过，从小到处跑，一直到解放后回到内地，近一个世纪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认识了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感悟和体验，这些别的人很难碰到，要不写出来就可惜了。现在不画画了也可以，要是这些故事不写出来，就可惜了。第一部分写到４岁就写了２０万字，就这样往下写，写到８０岁。没有提纲，就是信笔往下写。
　　现在画画对什么题材感兴趣？每个画家都有对题材的专注点、擅长点。我这个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也有好处，好处就是不受任何约束。想到什么画什么，生活里头，书本里头，见闻里头，看到、听到的都会画。我画画之外，也做雕塑，搞木刻，也写东西，就是这样。这不是一个专业人的做法，专业的人就不一样了，搞研究的，一辈子做研究；写小说作诗的，一辈子写小说作诗。铁匠就打铁，银匠就打银子，我这个是修补破铜烂铁、挑着个担子满街串的人。
　　我主要的收入就是卖画，收入维持生活够了。卖画主要在香港和国外，像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东南亚一带。买画的人不一定都是专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也很难说你买我的画，我要调查你的出身什么的，谁要买画就买。我的画也不是纯粹的中国画，纯粹的中国画也就是中国的文言文，人家还不一定看得懂，太前卫了也不行，我的画可能对他们的胃口。在国外也不敢说有什么影响力，人家愿意买画就是。画能卖到多少钱？这个问题人们一般不会说。维持生活没问题了。
　　我从来没有跟什么拍卖行发生什么关系。就是前年，荣宝斋拍卖过一次我的画，拍卖完了，那个买画的让人抓起来了，据说是一个黑社会的，后来又把画还回来了。我的画还被偷过，也被追回来。艺术家跟画廊、市场的联系，是艺术生产的惯例。以前就是这样，从印象派，到１９世纪、２０世纪，都有画家的经纪代理。我用不着代理，别人买的画，都是辗转找来的，包括仿作我的画，也是在个人之间卖来卖去的。我没有经纪公司，没有代理。不少画家有经纪公司吹吹捧捧，我不太好意思做这种事情，也可能没有这个本事。
　　不是有意标榜，一是没有时间，再就是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了，用不着弄很多的钱。好好的做点别的事情，读读书，写写东西，跟好朋友聊聊天，挺好的。

斯巴达式精神磨难
　　黄永玉被很多朋友看作是“纯真的人”——在严酷的时代保持了纯真品格的人。
　　黄永玉自己则说：“我是个受尽斯巴达式精神折磨和锻炼的人。并非纯真，只是经得起打熬而已。剖开胸膛，创伤无数。”
　　１９５３年，黄永玉和妻子梅溪、儿子黑蛮一起从香港回北京，时年黄永玉２９岁，儿子７个月。促使黄永玉回北京参加工作的除了自己的意愿，还有就是表叔沈从文。
　　黄永玉从北京老火车站坐着马车到沈从文在北新桥的大头条寓所，那是座宽敞的四合院。但北新桥的生活其实从物质到精神都是慌乱的。其时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每日上千种文物过手，每日用毛笔写数百标签说明。
　　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５年日子松动得多，对沈从文和黄永玉来说都不算难过。真正使他们受到考验的是１９５７年之后的岁月。
　　“反右了。反右这个东西，我初以为是对付青面獠牙的某种人物，没料到罩住我许多熟人、我心目中的老师和长者、好友、学生。我只敢在心里伤痛和惋惜。”黄永玉说。
　　“不停地‘改过’，不停地‘学习’，不停的‘检讨’和‘认罪’，虚掷掉几代文化精英们的生涯，挑起他们相互的怀疑、窥探、残杀、咬嚼，把仇恨当饭吃的情绪。”
　　“文革”前我的住处是一间大房和一个小套间。房子不算好，也算满足。跟我一起住的，很多是我尊敬和景仰的长者。
　　１９６７年，中央美院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到教授、副教授、讲师和想象得出来的一些人，再加上一两个贪污犯，都成了牛鬼蛇神。美术学院版画系长长的胡同两头一堵，装上木栅子，就成了天生的一所监狱。美术学院加上美术家协会托管的牛鬼蛇神总数加起来刚好是梁山水浒好汉的一百单八。日子很不好过，劳累、痛苦、羞辱、恐惧，牵肠挂肚地思念家人和朋友。
　　家被查抄，所有的文物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唱片、字画、书装了６车。批斗会上，被人用鞭子抽得背上的血往衣服上揭不下来。
　　在“牛棚”，每天一人轮流值班到大厨房为大家打饭。牛鬼蛇神不准吃好菜，米饭馒头倒是一样。馒头每个２两，吃３两的就是一个半。那半个馒头由值班的负责，将一个２两的馒头掰成两半。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来，发抖的手总是将两半馒头弄得一大一小，而且悬殊到当时觉得可怕现在觉得荒唐的程度，李可染先生为这个经常被看管的人训斥。
　　李可染先生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动荡，那么凶恶的迫害。一大家人等着他料理照顾。我的一个学生，一个形象长得像粒臭花生的年轻人，极为凶恶残暴。就是这一类中山狼使没经过恐惧和欺诈的李可染先生丧魂落魄。他已经高血压好多年了，命令他站起来说什么的时候，连手臂、嘴皮都在颤抖。
　　李苦禅先生是一个好汉，他的工作是清扫垃圾。他有练功的底子，什么侮辱也压不倒他。什么担子他也挑得起。７０岁的老人，一举手，几百斤垃圾一下子倒进了垃圾坑，就跟没事一样。
　　动乱初期，我是真诚地认了罪的。喜欢封、资、修文学、音乐，喜欢打猎，还有许多来往频繁的右派朋友。但是慢慢地我就不老实了，我最不老实之处就是善于“木然”，没有反应，没有表情。我想老子就是不让你看到内心活动。那时我有恃无恐，压人的几座大山，历史、作风、家庭出身在我身上已经没有影响。
　　１９７１年，我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参与北京饭店的《长江万里图》大型壁画的创作。创作组成员有画家吴冠中、袁运甫、祝大年。４人赴长江两岸写生尚未结束，北京开始了批黑画运动，我们应召返京，壁画创作组解体。没想到我的作品又被列为“黑画展”第一名，受到批判。 
　　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有一次在钓鱼台吃饭，廖承志同志问过我怎么跟“四人帮”斗争的？
　　我说我怎么敢跟他们斗争呢，最好是他们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我就很好了，我哪里敢跟他斗争？当时因为“猫头鹰”事件、“黑画”事件，我受到伤害，好像受到伤害是一件值得吹牛的事情。我只能说幸好江青没有对我好，要是她喜欢我，我怕控制不住会做多少坏事啊？我跟廖承志同志说，我是这样看的，我顶多没有求饶。廖承志说不求饶也是一种斗争！生活就是这样，在太平年月人性都难以琢磨，何况社会动荡时候，更难预料。
　　怎么看过去的生活？世界的历史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人类有几千年前的痛苦，只不过没有记录。惶恐、折磨，有时候就是人的常态。生活是一个很完整的过程，充满伤痕的生活也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人生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只有新社会的经历，还有旧时代的体验。现在看当年人性的扭曲，也是应该谅解的。能怎么样？人不愿意宽恕罪恶，不宽恕的最好办法就是别忘记，但是你可以谅解。在法国的时候，我去过巴黎圣母院，在圣母院的附近有一个纪念馆，那是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难者的。法国诗人阿拉贡的诗句就刻在纪念馆正门上，他说：可以原谅，不能忘记。
　　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脱办法吗？没有。仇恨没有用，报复也没有用，对犯下罪行的人，你就是鞭尸也解救不了你所遭遇的磨难给你身心带来的创伤，你还是要面对生活。在外国有一个格言说：“别去记仇，记仇影响你对生活的判断。”这是对的。我们经常说新社会旧社会，把它分得那么清楚，实际上那个新的里面，有好多旧的东西，那些旧的让我们害怕的东西，换一个面貌再来，就像中国的封建思想，几千年来总是变换面貌出现。所以有人群围攻妓女拿石头砸妓女的时候，耶稣说：如果你们自己不犯奸淫你们就可以打她，结果再没有人敢打。就是这样，面对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人从历史的角度想问题就能看开一点。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什么我不感觉忧愁，就是在任何一个情况下，我都能排解困难。我也曾哭过一次，忍不住地热泪滂沱，头埋在被子里，那是读到巴尔蒙特诗句的时候，他写道：“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世界。”读到这句诗的时候我哭得像小孩子。

在阿瑟·米勒家劈柴过冬
　　１９８３年，黄永玉给曹禺写过一封信。
　　写信是因为当时曹禺到黄永玉家里谈到他跟沈从文的交往。他感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人情和政治的冷暖。曹禺说他曾是沈从文的好朋友，但是他多年来一直不敢去看沈从文，直到沈从文逝世。他很自责，为这件事抱歉。
　　曹禺说他不敢去看沈从文，但是我在沈从文家见过他一次。他还是看了，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只是他对表叔一直怀有愧疚，责备自己几十年。
　　为什么写这封信？就是因为曹禺先生那次在我家说起他的心情。他说你看你多好，有这么多朋友来看你，你也能去看朋友，我就不行，我不敢看别人，别人也不来看我。他跟巴金先生也讲过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我说你以前是我们的大山，但你被“势位”所误。你要把原因归结到社会还是不太准确，你有自己的原因，你是因为所处的位置耽误了自己，你要把位置稳住，因为这个位置，你不敢招惹是非，不敢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就像有钱人不敢跟讨饭的打架一样。我说以前你是我们的大海，是我们的高山，现在你变成了小土堆，变成小沟渠，为什么？实际上我知道为什么，谁都知道，他也知道。有什么办法呢。写这封信是因为惋惜曹禺一世的才华——年轻时写出那么多剧作，后来没什么像样的东西，那是一个剧作家的悲凉。其实不光曹禺，还有夏衍、茅盾，好多好多，都有这个问题。
　　当时阿瑟·米勒来中国访问，在曹先生家里做客。英若诚也在，他把我的信翻译给阿瑟·米勒听。吴祖光很担心，他说你这信一写曹禺准跟你绝交。吴祖光了解曹禺，但没有想到的是，曹禺后来回了一封很诚恳的信给我，他说我把你的信裱起来了，裱成一本册页。阿瑟·米勒是我的朋友，他是个很有活力的人。他来北京到我家几回，他的书里也写到我们的交往。我在纽约看过阿瑟·米勒排戏，我到美国，在他家住过十多天，他家里的桌椅全是自己打制的。他住的地方有森林，阿瑟·米勒自己带工具采伐，自己锯木头制作桌椅。我去看他，他就开拖拉机带我到森林伐木，木头运回来他自己用斧子劈开，那些木头就作他过冬的烧柴。阿瑟·米勒和曹禺完全两种状态，我对他说，我们也有个大剧作家曹禺，可惜曹禺离生活太远了。
　　我们很多艺术家是这样的命运。像阿瑟·米勒那样就被看成异端。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１９５７年，那时候我们买布要凭布票供应，我用布票买了一些厚布，我做了一个小帐篷带着全家４口人，还有朋友的孩子，我们带着狗去野外打猎、露营。从小我就养狗，在家乡我舅舅喜欢打猎，我就跟着他。１９５７年，有人就贴大字报，批判我是资产阶级分子，批判我是游手好闲，吃喝玩乐。问题是他没有见过资产阶级，不知道资产阶级是什么样。真正的资产阶级可不是像他们想的整天无所事事，资产阶级是很奋发进取的，这个他们不知道。
　　阿瑟·米勒的成长和我们不一样，现在他死了，他在活着的时候创造力惊人，跟曹禺完全两样。在美国的时候我看过阿瑟·米勒排戏，阿瑟·米勒就坐在导演旁边，随时修改台词。演员问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他如果觉得好，当时就改。
　　那年，他到中国访问出了一件大事，他到北京的时候恰好我们的一位网球选手胡娜出走美国不归。我去北京饭店和朋友吃饭，听人说起胡娜的出走事件，听到消息说某某负责人指示，把阿瑟·米勒驱逐出境，他把胡娜出走跟阿瑟·米勒的来访放到一起处理。阿瑟·米勒是北京人艺请到中国的贵宾，胡娜是自己出走，怎么能把两件事相提并论呢？有关方面生气，态度坚决要把阿瑟·米勒驱逐出境。我就赶快告诉当时文联负责人陆石，请他赶快跟中央去打听打听，千万不能这么做，要是把阿瑟·米勒驱逐出境，国际会大震动，我说要知道阿瑟·米勒是什么人，你请人家来的，真那样做会使中国丢脸。后来中央领导过问，阿瑟·米勒没有被驱逐，他大概也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

黄永玉在意大利期间的自画像。图片由李辉提供

不爱黄霑，爱崔健
　　“画画的人，永远是个孤独的行者。他要对付自身、身旁、世界、所有的惊涛骇浪的人情世故，用极大的克制力维持创作环境的宁静、安详。”
　　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黄永玉有很长的时间生活在法国和意大利。在一本《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书里，他记录了这段异国的生活。
　　“每天提着一个在沙特买的简陋的小麻布袋，里头装着一支‘小白云’毛笔，一个简易的墨盒，几次到欧洲来都用的是它。跟一卷窄而长的宣纸。再就是一块厚纸板和两个小铁夹子；我在全巴黎的街头巷尾到处乱跑，随地画画。”
　　在国外那几年没有什么，意大利那边，我有个家，有时候回那里去，我女儿黑妞在那里定居。
　　国外就是国外的生活，有时候杂志报纸让我写写哪个东西，我就写写。其实在生活里面不重要，在那里就是休息。中国人嘛，外国文化有时候也难免沾染到了，但不是绝对的。中国文化当然是主要的。
　　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经历，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路子。人家说黄永玉是玩家，黄永玉玩得挺开心的。我不玩，不喝酒，不听卡拉ＯＫ，不打麻将和任何纸牌。吃东西也不偏爱，不是说一定要吃好东西，有什么就吃什么，无所谓。朋友来往也不是很多，就几个小时候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开阔我们自己的知识，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这些朋友来了，跟我谈另外一方面的知识，交流交流，有一种新鲜感，就像大家过日子一样。
　　除了画画，写文章，就是看书。我没有必读书，爱读什么书就读什么，包括《老子》、《庄子》、《麻衣神相》，什么书都看。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凭自己的兴趣读书。
　　世界上的书，只有有趣和没有趣两种。有益和有害的论调是靠不住的。这个时候有益，换个时候就变成有害了。苏联几十年前出过本《联共（布）党史》，被说成是一本对全人类命运至关重要紧要的最有益的书，怀疑它是有罪的。现在呢，变成一本有趣的书了。你可以用它去对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得出妙趣横生的结论。
　　读书读得最好的是钱锺书。我跟钱先生在北京西郊三里河一个大院里住过十来年，俞平伯夫妇、金山夫妇也在那里住。有的人读书像刘文彩，把读的书当成自己的财产来炫耀，就好像政治家拿官当得大来炫耀，有钱人拿财富多来炫耀一样，不但炫耀，而且架子越来越大，脾气越来越粗。
　　像钱锺书先生这样的，古代的书、现代的书、古代外国书、现代外国书，他都能读懂，读了能消化，他把书消化以后变成一种精深的学问，这不容易。还有就是他记性好，加上见闻广，对人生有鲜明的态度，这在老先生很难得。钱先生的书写得也好，他有人生，他的人生也很有趣，《围城》是懂得人生的大书。人生百年，能像钱先生这样已经很好了。
　　我这个人兴趣广泛。就连儿童画我也喜欢，中国的、外国的、非洲的我都喜欢。音乐我也喜欢，包括古典音乐、现代音乐，还有山西梆子、西北小曲。但是香港和内地那些大喊大叫的流行音乐我就不喜欢。在香港时我就对我的老朋友黄霑说，你怎么写散文写得挺好，写歌词怎么都不通？他说香港人喜欢东扯一句，西拉一句的。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当时湖南电视台拍一个我的专题节目，黄霑在我香港的家中接受了采访。还有什么四大天王，那些人唱的还真不怎么像话。演好声乐需要出色的嗓子，四大天王的嗓子出色吗？我听不出来。
　　我喜欢欧美的现代音乐，包括流行音乐。从早期的猫王，到披头士，到以后的西蒙我都喜欢。我一个朋友，音乐学院的院长赵氵风，他就不喜欢现代音乐，我说你有没有看过披头士写的总谱？那个总谱看起来可不简单，它的旋律、节奏、配器学问大大的。我听猫王、听披头士的时候也不老啊，１９５７年批判我的一个罪名就是我向学生介绍欧美古典和现代音乐。那时候我还年轻，从香港回到内地，带回来一大堆欧美的现代音乐。那些乐曲的歌词真是好，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混乱。
　　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电影里那个纽约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被黑社会雇佣的杀手绑起来了，放在汽车后备箱里面，汽车在走，整个晚上就放西蒙和加丰凯尔的歌曲，让那个陷在绝境的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活下来：“你别忧愁，我愿意变成一座桥，让你从我身上渡过忧愁。” 
　　当然，我们也有杰出的音乐家。比如崔健。他是一个开拓者，是个了不起的人。
　　王朔我也喜欢，我觉得在将来他的文学地位是摧毁不了的。他是一个开拓者。王朔的书我都读了。我觉得崔健的精神，王朔的精神，是开拓性的。开拓什么？开拓一种境界，文艺的道路是需要开拓者的。比如说印象派，１８７５年，像德加、马奈、莫奈、毕莎罗，像塞尚、梵高那么一帮年轻人，一起把太阳抬到绘画里面来，这是一个开拓。一样的道理，崔健让中国有了“摇滚音乐”，王朔让中国有了年轻的舒展。不叫苦，不哼哼，把今天的年轻的社会关系、情感抖搂出来。教一切人，包括老人如何看今天的世界，今天的底层，为新世界欢欣。开拓所向披靡的幽默强势，你没有头脑和眼睛吗？怎能叫他“痞子文学”？
　　有没有第二个人，全北京市的书摊都卖他的书？狄更斯当年写小说，不是一本一本地写出来，他是一天写几页，由货郎带着走乡串市去卖，人们读狄更斯的小说，货郎一次来买几页，下次来下次再买，这就是狄更斯当年的读者。我一直喜欢狄更斯在他的小说《双城记》中的题辞：“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这不是小事。崔健和王朔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精神和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是在给别人开辟道路，他自己可能因为某种情况，闪避在另外一边，但道路开辟出来了。崔健是不朽的，他一定还有辉煌的未来，王朔更是这样。很多人把他们看得很普通，他们是思想者。他们可不是仅仅在音乐或文学行当混日子的人，绝对不能小看他们，当然他们也不能小看了自己。
　　但是作为一个读者，作为一个音乐欣赏者，我感谢他们。
　　真正优秀的艺术不是随便就可以否掉、贬低的。欣赏艺术的人也要有欣赏的人格，社会对待艺术不能像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