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主导下的文明行动

奥运前夕，执政党正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将文明的意识、行动灌输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形象是个政治问题
　　布什政府一位重要官员曾警告他在保险界的朋友：不要在中国做汽车保险。在他的经验里，“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ｌｉｎ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ｌｉｆｅ”（变一次线，变一次命），但中国高速公路上的开车人，给他的感觉似乎很疯狂。
　　但对数百万北京驾驶员来说，“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ｌｉｎｅ”每天要重复无数次，习以为常。美国官员将他的感受告诉一位中国高官，后者不久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北京市民的不文明行为深恶痛绝。
　　来京三年的欧洲某著名通讯社女记者抱怨：“绿灯不一定代表安全，红灯时协管员竟会让你过马路，只要没有车。没有红绿灯的地方，车辆从来不让人。”
　　和汽车随意变线相比，插队、闯红灯、机动车不避让行人、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京骂、随地吐痰……更为人所熟知。一些陋习已追随中国人千百年。１９世纪，华工随地吐痰，甚至成为排华法案背后的公众情绪之一。
　　一百多年后，奥运前夕的北京，出租车司机还是喜欢摇下车门，张开嘴，喷出一口痰。印刻在柏油路上的污迹，随处可见。上述中国高官担心，奥运时的几万名外国记者，将用镜头记录下这些行为。对北京来说，市民文明关乎形象，而形象又是个政治问题。
　　这一切都在改，在长安街，行人和自行车违章将不再免责。５月２８日起，北京市开始对沿线各类交通违规行为进行严处；王府井十字路口，交通协管员阻止了欲从地面横穿长安街的行人——地上没有划斑马线，以往许多人都跟随车辆一起过红绿灯。
　　作为奥组委主席，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不久前入选《时代》周刊全球最有影响力百人榜。他发起了包括“排队日”、反对乱吐乱扔、反对出租车有臭味、要求提高英语水平和反对肮脏厕所等运动。
　　刘淇书记和他的同事力求让北京市民文明起来，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时代》周刊说，“等于是要在中国首都进行一次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转变，以迎接奥运会。”刘淇在今年年初告诫他的同事，“必须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
　　北京市文明办副主任郑默杰认为，“２００８年没有问题，你不用担心。就像我们家里来客人，大家集中打扫一下，语言注意文明，没问题。大家也好面子啊，都爱国呀。这是咱们北京的特色。”
　　她说，“我们能动用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发挥我们的组织优势”。

组织优势
　　根据官方计划，北京今年将开展五大文明行动，首先是让人们学会自觉排队。官方的指令要求市民排队，实属罕见。
　　“１１”，形象地代表了排队的含义，“只要有两个人就需要排队，只要前面有一个人排队，后面就会跟着排队。”郑默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基层管理者们的努力从具体的一个个人开始。
　　王府井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年初的２月１１日，政府启动了一个特别的“排队日”。之后每月的这一天，“文明乘车监督员”和志愿者会到站台上，引导乘客排队。
　　５月２１日清晨７点，南方周末记者乘坐１路公交车（贯穿长安街）从西三环的马官营公共汽车总站出发，沿途经停１９个车站，最后抵达四惠站（东四环附近）。２１个车站中有７个车站实现了排队。
　　每个车站都有“文明乘车监督员”，监督员们手舞三角旗，疏导乘客上下车。这个称号是北京市政府赋予的，他们代表政府“维系文明”，新职业始于２００１年，文明办还专门成立了“乘车办”。４３００多名“文明乘车监督员”，已覆盖北京五环以内５０％的站台和一些郊区街道。
　　文明办官员说，“到奥运会开幕前，人数（监督员）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在北京的地铁里，自２月１１日起，邢桂筠“丝毫不敢放松”。文明活动被地铁公司纳入考核体系，占３０％－４０％比重，实行“问责制”。这对邢桂筠而言是一个压力。每日上下班高峰，邢桂筠会亲自到建国门车站站台上协助工作。作为王府井站区的书记，她管辖５个车站。
　　在上下班高峰，车站一个小时最大的人流量高达五六万人次，经常险象环生，“掉高跟鞋的，丢孩子的，摔伤的……每次司机急得不行，门关了又开，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了。” 邢桂筠说。
　　曹丽一开始非常怀疑排队的可能性，曹是邢的下属，是建国门车站的负责人，“刚开始，好多市民不理解为什么要排队。太费劲儿了”。第一个月，地铁站工作人员全体上站台，“每个车门都得有专人负责”。
　　慢慢地，排队给乘客带来了安全感，现在，列车在这个站只停留一分钟，５月２０日上午８点左右，是客流高峰，邢桂筠掐表算，“现在乘客上下车时间平均只需要２８秒。”
　　外国媒体的关注令曹丽很激动，“美国加拿大记者都来了，他们印象中，中国人乱哄哄没有秩序，谁也不敢相信中国人真排起队来了。”
　　在地面以上，继“排队日”之后，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启动了“治理乱吐乱扔”的活动。仅五一当日，天安门地区城管共纠正游客不文明行为两百多次。

强力推动
　　按照北京市的计划，到今年年底，窗口行业奥运培训的受训率将达到１００％，所有人包括个体经营者都要接受培训，“文明”对这些行业来说不是“自觉”行为，而是强制性的。
　　地铁职员们最担心被投诉。以前检票口“不漏票就行了”，现在她们要改变 “僵硬的脸色”，挂上此前也许并不习惯的微笑；出租车都贴上了一张蓝色的条子，“勤刷牙，勤洗澡，勤更衣；勤打扫，勤通风，勤消毒，不在车内吸烟，不吃异味食品，不在车内夜宿。”
　　北京出租车行业４月起进行大规模整治，有异味的车辆将被召回整改。银建公司一出租车司机说，“现在要被交通执法队抓了，罚２００，”还将接受公司教育，这一天，他们将无法正常工作，但给老板的“份钱”一分不少——至少１００元。
　　管理出租车的运管局设计的社会信誉评价系统包含１２项内容，的哥留长发、的姐戴大耳环甚至也被认为是“车容不整”。北京的哥向来以侃国家大事著称，但一些公司作了特别要求——热情豪爽，但要适度。一家公司还要求它的员工：只有新华社，没有路透社。
　　“不要谈政治，尤其是道听途说的消息，” 首汽“模范司机”于凯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虽然平时有些牢骚，但在外国人面前，都很爱自己的城市，别人说还不高兴呢。”但司机们现在的一个难关是学英语，他们被要求学会２００句外语。
　　在很多窗口行业，和出租车一样，都要学习英语，在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政当局希望，外国人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地铁职员毫不讳言他们学英语的土方法——用汉语标注，然后死记硬背。
　　政府的窗口单位也不例外。北京市公安局纪委编写了小册子，对其下属窗口单位进行教育。内容包括他们征集来的群众欢迎使用的４０句文明用语和１０种文明行为，以及群众反感的９０句不文明用语和３０种不文明行为举止。对于不文明举止，“轻者批评教育并当场纠正，行为严重者直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尴尬的文明监督者
　　但市民并不是可以轻易变成“文明人”的。神路街８５５路车站的两个监督员，费了一个多月，拉起绳子，才让人们排起队来。“司机还是抱怨：你们人一走队就散了。”
　　并不是所有监督员都能尽责。朝阳区乘车办的巡逻人员表示，监督员多为下岗或失业人员，属各区文明办管，每个月领５００元。除此之外，没有三险，最近还发生了几起监督员挨打事件，“我们首先应让他们安全。”
　　长椿街路口的一个交通协管员，最大的体会是，“无论白领、金领，一上街素质都体现出来了。”他最开始也是坚持干预，但很快就放弃了，“人家跟你急”。
　　在不远处的闹市口，２００４年底，曾发生保安为阻止违章过马路行人而被撞死的惨剧， ２００５年，丰台区一名协管员因为劝阻行人不要横穿马路被砍死。
　　“我们只是临时工，５００块钱那叫做补贴。”一交通协管员抱怨道。
　　白领云集的国贸汽车站也没有排队，这里的汽车无法停靠在指定白线处。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年初发布的， “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项目负责人沙莲香曾表示，“管理文明和市民文明应同步进行。比如，公共场所应当有必要的硬件设备。”
　　在“以人为本”背景下，罚款等手段越来越受到约束。城管局一工作人员说，被罚款的都是劝阻无效者。王府井路口的交警，对一辆逆行的自行车无可奈何，“没带钱，你拿自行车怎么办？”
　　五一期间，城管部门在王府井大街就遭遇了尴尬，“这个地方硬件设施很好，没见到吐痰的。但偏偏有人走到执法者面前，故意吐了一口。”城管局一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北京市属的媒体每天以１到２个版面的规模在宣传文明礼仪。通过执政党强大的宣传攻势，近九成市民知道政府开展的文明礼仪教育，但在观察者看来，“知而不行”是最大的问题。
　　但在葛晨虹看来，市民在礼仪知识和实践方面还存在不同的差距。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副主任，葛负责一项名为《人文奥运与北京市民文明礼仪素质培育》的课题，她在提交的报告中给北京提出的建议之一是，以管促教，从管理要公民素质。
　　郑默杰坦言，和场馆建设相比，“人”的问题太难了。
　　“只能说为了奥运我们只能加速，但文明习惯的培养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文明不仅仅是北京市民的问题，到西客站去看看，人山人海，来自四面八方，让他们排队，制止吐痰，多难啊！”
　　“外国人来北京看奥运会，是想看中国人的变化，而不是中国楼的变化。奥运会是一个契机，我们要抓住这个契机实现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说。
　　实现人的素质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郑默杰说，一般说文明风尚形成至少需要三代人。但留给刘淇和北京的时间只有７年。
　　上述欧洲通讯社女记者认为，“比如，你要劝告别人不吐痰，不是因为要开奥运会，而是告诉他这是不卫生的行为，会影响他人健康。”她希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不仅仅是为了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