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功师生存策略进化论

严新穿梭于耶鲁、哈佛、麻省理工，举办各色气功活动；张宏堡去美国延续“皇帝梦”；张宝胜销声匿迹；更多识时务者解散团体，转入“研究”。

新一代“大师”放弃高调宣传发动群众的套路，专注发展政、商与演艺界高端人群。

芦溪县“王府”的金色大门被强行推开，失去安全感的王林去了香港。

对“大师”而言，这不是个陌生的地方。1997年，中澳友谊发展联谊会有限公司在此注册，王林任董事，那段时间取得的香港居民身份成为落难时刻的庇护。

在“人体科学”最火热的10年，王林完成了关键的转变。他不再是1987年出狱时那个气功师，提着音量调到最大的收录放三用机，“要让全世界知道自己出去了”。

这超前于他的同行。王林进军商界的1997年，张宝胜还在表演“抖药片”的老把戏；沈昌被科以重罚，但更疯狂地推销“沈昌科技”；刚结束劳改的胡万林见到了“气功作家”柯云路，造神运动的又一高峰行将崛起，“人体科学”热潮正要退去。

事实证明，后来涌现的新一代“大师”都是这场丛林游戏的先知先觉者和幸存者。

最先被淘汰的

最先被淘汰的，是最晚意识到时移世易的人。

1990年代末，十余种伪气功、特异功能组织被划定为非法，一片众声喧哗的广阔市场自此消失。

这起始于1980年代“大师”严新首创的“带功报告”，形形色色的报告会风行一时。老一代“大师”中最善于敛财的张宏堡甚至办起“人体培训学校”，学满四期需花费两三千元；仅1990年，听过他“带功报告”或参加过学习班的，就达800万人次。

按照“人体科学”热潮研究者涂建华的观点，当时市场上光是活跃的功法就有数百之多，高调宣传、吸引民众是“大师”们不得不采取的竞争策略，但到了1999年，继续高调显然已不合时宜，“张小平、沈昌这些，都是盲目乐观，最后进去了”。

张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