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孤独的一次采访

我的新闻从业生涯，孤独时时相伴。每当这时候，我就会在心里默默地呼唤你们——那些为了权利和真相勇敢地坚持的人们

    当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许还在东部某省满是灰尘和雾霾的大地上“游荡”。
    这是我2007年的最后一次采访，也是我觉得最孤独的一次采访，不仅仅是因为我要一个人度过圣诞和元旦，更是因为我现在只能一个人艰难地寻找真相。
    我的新闻从业生涯，孤独时时相伴。每当这时候，我就会在心里默默地呼唤你们——那些为了权利和真相勇敢地坚持的人们。
    有一个人，我已经永远无法唤回了，他就是可敬的傅玉辉先生，原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湖南省环保局局长。
    认识傅老，是因为看到他2005年为反对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而作的长篇发言。2007年初，在心脏手术之后两个月，他接受我的采访，反思环保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勇敢地提出“国家污染”的命题。正因为他有着担任10年环保局长的经历，他的反思显得无可辩驳。那一天，天气寒冷，阴雨霏霏，傅老只穿一身单衣，带我沿着湘江，从猴子石看到香炉洲，为湘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痛心疾首。
    傅老说，在我之前，他还没有对记者说过那么多心里话。他曾经给我看过他的厚厚的一摞手稿，他其实还有很多话要说，他的所思所想，远不止环保领域。但在我完成采访之后，竟然因忙碌而忘记了这位可爱的老人。
    2007年8月底，傅老的一位子侄在我的博客留言，通报了傅老逝世的噩耗。看到这段留言时，我坐在电脑前默然无语，潸然泪下。
    在2007年最后的4个月里，我看得最多的照片之一，是我这个蹩脚的摄影者为傅老拍摄的——他一手拿着自己的诗集，一手捏着香烟挥舞着，带着抑扬顿挫的益阳口音高声朗读：“人未老，心有伤。”
    我也时常会从电脑里再调出傅老那慷慨激昂的长篇发言，重温其中让人热血沸腾的词句：我们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养这中看不中用的贵妇？
    每当这时候，我就会衷心地祝福另一位老者，原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这位年过七旬的老者还在读写不辍，无论在他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至少现在他是勇敢地站起来说真话的人。
    老者所能做的是回忆和反思，而因为有更多的中年人、青年人在行动，这个世界才显得生机勃勃。
    郴州的普通农民黄元勋，除了种田别无收入，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为身边的人投诉、上访、告状上，即使面对死亡威胁也毫不畏惧，当别人的问题得到解决时，留给他的是自己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数以十万计的债务。当我看到他与年龄不相称的苍老脸庞以及包裹里厚厚的投诉材料时，我相信正义其实离他不远。
    我不会忘记那个腼腆而又激动的小伙子，他为自己在广播中欺骗听众而感到自责，致信《南方周末》讲述自己的烦恼，于是有了《一个“性健康”节目导播的自述》。良知其实在每个普通人的心中。
    我也不能忘记山东乳山红石顶核电站筹备处的人们。当谈到核电时，这些两鬓斑白的科学家们就像孩童一样，眼里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他们坚定地相信核电带给人们的不是灾难。虽然有人并不赞同在美丽的银滩边建造核电站，但并不妨碍这些年过半百的教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们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等待未来。他们也有自己心中的真相，他们也在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责任。
    让我伤心的是，有些人也许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权利了。在上海，新建路隧道的出口将会改变一个小区的生活环境，挖土机的轰鸣声即将响起，而那里的人们还在互相推诿，不知道该由谁出头为自己争取权益。
    2007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我的目的地是山东宁阳，那里是胡春生的家，我要还给他500块钱。
    今年63岁的胡春生老人，2005年曾经为自己35年沉冤得雪而感慨“赶上了好时候”，现在，他又在为似乎遥不可及的国家赔偿而奔忙。
    2007年的一天，他为了请求国家赔偿从家中赶到南京，摸到我家楼下，我送给他一罐新茶，他送给我一盒家乡的大枣。在我们分别之后十分钟，他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声音颤抖地说：“我很久没有收到过人家送给我的礼物了，还好，我事先在枣子里放了500块钱。”
    胡春生为了寻求国家赔偿所做的努力已经一再受挫，但他还在坚持。一个努力为自己的权益四处奔波的人，不应在记者的身上再付出新的代价。他的坚持，就已经给我带来冬日里的暖阳。
    我也希望将这暖阳传递给我远在南半球的家人，虽然这时节那里并不缺少阳光。
    苏州的退休教师薛振基，因为中国电信调整计费系统时多收了区区6.38元月租费，毫不犹豫地站起来投诉，同样不因事小而放弃的还有中石化二建的数十名职工，他们最终迫使江苏电信退还了南京、苏州两市超过500万元多收的月租费。但在中国电信的其他辖区内，至少还有数亿元因为同样原因多收的月租费没有退还。在泰州，律师潘念琪已经数度诉诸法院，却至今无功而返，而在江苏之外，更多的人还对此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