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　白鹿镇　川西的一个镇

　　采访时间：2005年11月20－25日
　　
　　从成都西行80公里左右，与白鹿河相伴的白鹿镇像一个熟睡的小孩幽静地躺在山坳中。新农村建设运动席卷而来，白鹿镇的打扮也鲜亮起来了。公路沿线的民房统一刷成了白色，墙上梁柱位置画上几道铁红色线条，普通民房便被勾勒成了富有浓郁川西特色的传统民居。每天20分钟一班的空调中巴从彭州市（县级市）发往白鹿镇，终点站就设在镇上的新街十字路口，这里是小镇人气最旺的地头。
　　

学生们能靠读书改变命运，白鹿镇的命运能否因他们而变？

邮政代办员易人
　　“大家有些担心，怕交了钱又收不到报纸杂志。”

　　刚到小镇，这条新闻就传到了记者耳朵里：易延容出事啦！
　　易延容是镇上邮政代办所唯一的邮政代办员，也是本报每年的回访对象，因此在镇上小有名气。
　　从镇上居民芜杂的议论中，大致可以理出脉络：易延容因为自己的茶馆经营不善，挪用了2000多元订报款。去年，白鹿镇中心学校老师赖祥毅花200多元订了4份报纸，到头来手里拿着收据，却见不到报纸。后来，易延容的父母出面还了赖老师的订报款，但其他人的钱却一直没有着落。镇政府和邮政支局研究决定，将易延容除名。迫于小镇的舆论压力，易延容远走他乡，到重庆亲戚的茶馆里打工去了。
　　易延容的出事让白鹿镇订报工作遭遇了“信任危机”。“快到年末了，订报纸杂志才收4700多元。”4月份接任的邮政代办员龚文霞说，按照邮政支局的规定，白鹿镇订报任务是2万元。“大家有些担心，怕交了钱又收不到报纸杂志。”龚文霞对明年征订工作忧心忡忡。好在邮政支局考虑到龚文霞刚接手工作，对明年的征订任务暂不作要求，她可以松一口气了。
　　除了邮政代办员，龚文霞还负责镇政府的门卫和清洁工作。她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是打字复印店的老板。从1998年开始，龚文霞就租房开起了镇上惟一的打字复印店，生意红火，每月毛利能赚2000元。3年前，她把电脑、复印机设备搬到镇政府的门卫室，以便兼顾生意和镇政府的门卫工作。
　　龚文霞的打字技能是1996年在阿坝州打工时学来的，3年的打工生涯不但让她一技傍身，而且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们是1997年认识谈恋爱的。”27岁的龚文霞脸上有些泛红，她说自己不喜欢媒人介绍，甚至觉得相亲的场景有些滑稽，“赶集的时候，媒人指一下街对面的男人，我走过去，也没法和他交流，常常很尴尬。”最后，因为父母开明，龚文霞自己作主嫁给了在阿坝州认识的一个人。
　　龚文霞生了个女儿，但她和丈夫都不想生二胎，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4岁的女儿上幼儿园，每学期学费450、餐费120，再加上保险费25元，“供不起，生那么多干吗？”
　　计划生育工作已不再是困扰基层干部的头等难题。白鹿镇的许多行政村属于山区，享有生二胎的优惠政策，“有时我们主动安排生二胎名额，他们还是不愿生。”白鹿镇党委副书记周德顺说。
　　从1999年开始，白鹿镇人口一直保持负增长。镇政府的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全镇共有10213人，每年新生人口40－50个，而迁出和死亡人口却达到了70－80个。周德顺认为，人口负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居民生育观念的改变，“多生孩子带来的成本会降低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对孩子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削弱，很多人都选择买保险来养老了，“最近，人寿保险公司请镇政府在每个村物色一个保险代办员，推广养老保险。”
　　

龚文霞接手邮政代办所

牵动人心的黄连和煤矿
　　“很多年青人到网上了解外地黄连价格，跑得比我们快，赚几毛钱他们都敢卖。”

　　2004年黄连价格跌得小镇人心痛，2005年情形依然。11月25日，廖世贵把最后一麻袋黄连搬上车后，长叹一口气，“16麻袋600多公斤黄连才赚200多元。”按照廖世贵的说法，每公斤43.5元的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利润空间。
　　白鹿镇人的经济生活辞典中最为重要的词汇就是黄连，因为小镇境内全是山地，没有水田，只适合种药材，另外还有些玉米和洋芋等农作物。
　　廖世贵是白鹿镇的黄连“交易经纪人”，他从山上农民那里收购黄连，再卖给各地来采购的客商，现在已是白鹿镇黄连生意做得最大的老板，每年经手的交易量有40多吨。
　　白鹿镇从1975年开始引种黄连，那时是集体经济，黄连是统购统销。到了1980年经济改革之初，觉醒较早的廖世贵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偷偷从山上农民那儿收购黄连，“悄悄地用篓子背上20公斤左右，从人少的河边小路走到车站，然后坐车到成都，每次能赚上几百元。”
　　1995年左右，白鹿镇的黄连种植规模开始扩张。到了2000年，随着每公斤黄连价格飙升至200多元，白鹿镇出现了村村种黄连的局面。“目前全镇黄连种植面积有1000多亩，加上到邻镇承包的土地，总数可能达到2000亩。”廖世贵说。每年天气比较暖的7月－10月，就成了镇上黄连交易季节。每天下午2点左右，从廖世贵家门口到镇政府约800米长的老街上，挤满了采购黄连的客商，这些客商大部分是成都的，也有一些来自广东、河北、山东。“大家站在街上讨价还价，谈好后直接把黄连搬到客商带来的卡车上，非常热闹，一般要持续到午夜12点才会散场。”
　　廖世贵的黄连生意在2001年曾遭重创。当时，黄连价格达到每公斤200多元的顶峰，当时有人出价每公斤260元收购廖世贵手中的4吨黄连，但廖推测黄连价会高攀300元而拒绝出手。但是第二年黄连价格就跌了一半，此后一路狂跌，到今年徘徊在40多元的价位。这一笔生意让廖世贵折得元气大伤。事后他总结教训，认为除了黄连的大量种植导致价格崩溃，另外一个原因是信息通讯的发展和年轻人的加入，导致了恶性价格竞争。“现在几乎人人都有手机电话，山上农民信息很灵，一打听到市场行情马上就提高黄连收购价。很多年青人到网上了解外地黄连价格，跑得比我们快，赚几毛钱他们都敢卖。”
　　和黄连一样，煤矿在白鹿镇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全镇共有9个煤矿，一个石灰石矿。去年11月13日，镇上的宏盛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了19个矿工。“问责风暴”随即刮到了小镇，镇长撤职，镇党委书记调离岗位，矿主和安全监察员被追究刑事责任。
　　“今年，镇上关闭了2座小煤矿，剩下7个我们正在做动员工作，逐步引导关闭。”镇党委副书记周德顺说，这些煤矿每年为本地农民提供1200多个就业岗位，关闭煤矿直接导致农民工减收近800万元。但考虑到国家的政策，镇政府还是决心关闭煤矿，把发展重心转移到旅游和生态农业上来。
　　
小镇生活的变化

　　“煤矿一关，镇上外来消费人口走了。黄连垮价，又让镇上人舍不得花钱。”

　　在阴冷的寒冬，白鹿镇人感受着黄连跌价和煤矿关闭带来的萧条。镇上刚开业的“美廉超市”老板抱怨生意不景气，“煤矿一关，镇上外来消费人口走了。黄连垮价，又让镇上人舍不得花钱。”
　　34岁的王刚敏守在街上音像租赁店，半天没人来租影碟，她盼着老天下雨，“天气不好，山上的农民没法干活，就会到镇上租碟看。”
　　11月，文化局通知网吧通宵营业的禁令解除，但依然没能挽回镇上唯一的网吧歇业的命运。“镇上有文化的人都出去找钱了。2大队就有20多个年轻人出去打工。”网吧何老板决定搬到彭州市区，因为那儿上网的学生多。
　　但是小镇环境显然是好转了。因为煤矿关闭，运煤车少了，白鹿河的水也干净了。
　　今年，“特许加盟”的经营模式开始走进白鹿镇。30岁的杨永斌发现镇上除了2家小药店，2家私人诊所及镇医院外，独缺“平价大药房”。4月下旬，卫校毕业的杨永斌举债3万，向四川康贝大药房交了2000元加盟费，在镇上开了连锁药房。才开业几个月，药店就遭遇“寒流”，杨永斌决心撑下去，因为他太害怕待业在家的滋味了。
　　白鹿镇上又新开一家理发店，老板代俊霞一头时髦卷发。为了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她花了3000元派人到成都学习美容业务。在她美容店中，“美白、祛斑”效果好的“柏姿丹”最受山上的中年妇女们欢迎，“每天化妆品能卖出100多元。”
　　对白鹿镇人的生活水平变化，60岁的屠夫冯全民最有发言权，因为猪肉的消费量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最直观的指标。
　　每逢赶集日，冯全民6点起床，到定点屠宰场统一宰杀后，7点左右上摊卖肉。不到11点，200多斤的一头猪就卖完了。像冯全民这样的杀猪人，全镇有28个。在他印象中，猪肉价格和销量是和黄连价格挂钩的，“现在黄连40多元一公斤，猪肉是5元一斤；黄连涨到70元时，猪肉也升到6.5元。”黄连达到最高价200元一公斤时，“我一天就卖完3头猪，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新事业的希望

　　“白鹿镇旅游还有一张历史文化牌可打，上书院。”

　　白鹿镇的希望在哪里？在白鹿镇政府的发展规划里，给出了“绿山富民”，发展旅游业的思路。因为白鹿镇紧靠成都远郊，依山傍水，风景宜人，一直以来都是成都人避暑度假胜地。
　　朱清贵较早看到避暑休闲经济的商机。2004年，他投资170万在白鹿镇上建成3栋农家乐风格的度假村：泓麓山庄。五一节过后，山庄的70多张床位天天爆满。“大部分是成都市和彭州市来避暑的客人，他们常常包月，每月一个床位680元。到了10月天气一冷，就没有客人了。”
　　朱清贵抱怨镇政府的对外宣传力度不够，农家乐避暑休闲旅游经济没有上规模，客流量不足。而位于白鹿镇塘坝子村的国家地质公园曾被寄予厚望，现在也因投资商撤资而止步。
　　镇党委副书记周德顺解释，今年，镇领导班子刚调整，同时彭州市将旅游开发权统一收到市里，正在制定统一的旅游规划，“规划先行，我们镇政府才能动。”
　　“白鹿镇旅游还有一张历史文化牌可打，具百年历史的‘上书院’。”周德顺说。
　　在进入彭州市区的工业大道上，竖着一个巨大的欧式教堂建筑的广告牌。1860年，法国传教士洪广化来到白鹿乡传教。于1908年在镇上建成了“上书院”。它与现在的“白鹿中心学校”原址的“下书院”，培养了大量高级神职人员，成为西南地区传教中心。
　　“白鹿镇信天主教的教友有700多人，”彭州市天主教爱国会张义强神父说。几天前，张到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3天，主要内容包括宗教事务条例、现代管理艺术以及成都经济发展形势等。
　　白鹿镇曾想开发“上书院”，但苦于没人投资。张义强盼着能共同恢复这个历史建筑。
　　年久失修的“上书院＇距小镇5公里，负责看管的老人唐学安说，经常有广州、北京的新人不远千里，来这儿拍婚纱照。
　　
信息社会和小镇政治
　　“我在3进2的时候被PK下来的。”

　　关沟村党支书袁加书也学会了上网，他的村部办公室刚刚安装上ADSL宽带。镇里考虑关沟村比较偏远，决定把中央配发的一套农村党员远程卫星教育系统安装在关沟村村部。“我和关沟村一起跨进了信息社会。”袁加书笑言。一年前，一个朋友的妻子赌气离家出走，四处寻访未果，上网通过QQ把她找了回来。这件事给袁加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此，袁加书刻苦练习上网，而且带动了村长也学上网。今年夏天，他通过QQ邀请到成都一位老板来关沟村考察投资，可惜最后因条件不合适而放弃。
　　关沟村前任村长因投资挖煤失败给村里留下20多万元外债。去年，关沟村举行海选时村民把他赶下了台。
　　最让周德顺担忧的是镇政府财政力不从心。2004年，取消农业税费，全镇少收了50多万。“白鹿镇全年接受财政转移支付20万，其中还包括干部的工资14万。最后摊到全镇19个编制，人均3000元一年。”按照市政府今年的要求，镇政府禁止向境内煤矿、林业站收取费用，“这一项又少了50多万元。”
　　11月1日，周德顺刚参加完彭州市丽春镇的党委书记竞选，这是今年让他舒心的几件事之一。“我在3进2的时候被PK下来的。”周德顺坦言自己失利的原因是“调研不充分，个人素质不过硬”。不过，白鹿镇干部群众给他打了96分，他感到非常欣慰。
　　虽然遭到淘汰，但这种选拔方式让他耳目一新，“由专家组、市领导和当地干部群众共同评议，扩大党内民主选拔方式确实比传统干部选拔更加客观、公正。”
　　明年，彭州所有换届的乡镇领导要进行党内竞选，周德顺希望自己的经验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