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汇率升值是契机 中国经济改革二度闯关

    继1978年第一次从民间发起的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改革将要过经济从结构性失衡转向基本平衡的第二道大关。这一关过不了，前功尽弃。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近日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总量偏热与结构失衡的问题，基本原因在于相比中国生产力和竞争力上升的速度，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够。要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要完善汇率的形成机制，并加大汇率波动的弹性”。
    这又一次印证了中国改革的外向型的逼迫路径，从加入WTO，到此次汇率改革，都是外界逼迫之下的产物。这一方面表明，以往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掠夺式发展方式已经无路可走。中国巨额贸易顺差表现为国际上针对中国产品的周期性反抗痉挛症——目前，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正以每小时1500万欧元（合2230万美元）的速度上升，欧盟再次警告征收反倾销税，大单采购欧洲空客飞机之类的做法安抚得了一时，起不了长期镇静的作用。从汇率上来看，从2002年以来美元兑欧元汇率下跌40%，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5.51%，但兑欧元贬值了6.24%，甚至对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也在贬值。这样做名义上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发展经济，不料并未得到认同，对内赢得缓解全球通胀压力、压榨民众生活福利的骂名。内外双重压力已经使得目前投资与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
    换一个角度看，这样的逼迫未必不是为了改革需要自找的“烦恼”，比如加入WTO就必须遵守一系列国际游戏规则，又比如此次汇率升值，为了应对汇率升值不得不在财税、收入分配等各方面进行调整。
    此次改革将会付出两个重大成本。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谢伏瞻已作预警，提出“即便未来的十多年中，经济增长速度有所降低，202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也是可以实现的”。大体上，目前我国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5％，所以，要在202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可以预测，7.5%的GDP增幅是政府认可的能够维持经济健康增长与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目标值。
    这一目标值并非空穴来风。从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 的 复 合 增 长 率 在0.625379％左右，当年人均GDP在7828元，2006年人均GDP17711元，2020年之前达到4倍，就必须达到人均31312元。如果将年度复合增长控制在7.5％，2015年达到30050元，2016年达到32103元，基本上在“十一五”规划内完成目标。因此，预计政府将会进一步抑制GDP的增幅，从政府开始改变惟GDP至上的观念。
    第二，可能长期生活于温和通胀环境。这一判断有谢伏瞻先生提供的论据支撑。
    谢伏瞻提出结构性调整的三个方面，都足以推高社会与企业运作成本。第一，是理顺要素价格。调整资源性产品价格，推出相关资源税改革措施，以及地价和环境成本等。第二，中国应该调整收入分配大格局，增加对于养老、医疗、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支出等，以此扩大中国的消费需求。公共支出的普遍增加，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中低收入阶层的普遍补贴，几乎就是通胀的代名词。第三，短期内应当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将稳定物价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当货币紧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抬升融资渠道不畅的企业成本。
    看来，民众得习惯在温和通胀中生活。在消费品物价指数上涨之后，我们将看到工业品价格指数的攀升。温和通胀未必是一件坏事，从国际上来看，所有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几乎都经历过一段物价上涨期；从国内来看，政府的经济政策正在改变，在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同时，普及全民保障制度，同时填补前期低端外向型经济所造成的环境欠账，并且政府加紧征收资源税等，以弥补增值税、个税转型之后的财政缺口。
    有两个抵御通胀的办法，一是政府节省开支，降低社会运作成本。二是抓住人民币升值的契机，参与国际并购，加大资产运作，使人民币升值在境外的效应最大化。但这需要杰出的专业技能与宽阔的国际视野，并非短时间能够奏效，不赚不赔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此次大关必须得过，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今后的十几年中，我们将有幸见证中国经济的又一次大转型。
    （作者为经济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