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大返城”的率先行动，为什么偏偏是云南知青——记30年前知青大返城的肇始内幕并解析其成因
保留了30年的知青代表团团旗
知青代表团在天安门广场宣读相关纪律
1978年冬，知青们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标语
丁惠民（左）和战友在当年茅屋前留影
丁惠民用学校的油印机印刷的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
知青们保留了30年的捐款登记表
本文的“云南知青”，限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总计约10万人，在全国1700多万知青中，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一，但他们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云南：其一是思想文化领域，从这片红土地上走出来的有王小波、钟阿城、陈凯歌、邓贤、冯学敏、晓剑等，他们当中的作品影响深远；其二是1978年底，由云南知青发韧的大返城浪潮，最后终结了长达10年的中国知青运动，从而引发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城市。
本文试图厘清：知青返城大潮为何没有肇始于更穷困的农村插队知青，没有肇始于汇聚了30万之众的北大荒知青，也没有肇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知青，更没有肇始于禀性刚烈的新疆知青，却肇始于山川阻隔、民风淳朴的西南边陲，并迅速波及全国？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
云南知青的基本构成
1971年3月8日，妇女节。重庆南开中学初二女生王庆华永远记得这个日子，“那天，菜园坝火车站，至少有上千个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哭成了泪人。”王庆华是泪人之一，她说：“记得我走在队伍最前面，怀里还捧着《毛主席去安源》”。小说家阿城《棋王》开篇的第一句，对这类场景作了准确的概括：“车站乱得不能再乱。”这一天，是重庆首批知青赴云南的日子，此后，重铁分局每周发一个专列，直到当年8月3日，共计发车24列，将两万四千多名十六七岁的学生娃送进云南。与此同时，500公里外的成都火车站，也重复着相同的场景。
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不难看出，云南兵团知青的主体，来自外省市。
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人，他们是大串联时无意中闯进边疆的一批红卫兵，返京后即给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写了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几经转辗，报告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李）富春、（余）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1968年2月8日，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10个月后的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从此拉开上山下乡大幕。
北京知青年龄差距很大。由于“文革”前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功底，政治敏锐，思维活跃，加上家庭背景等原因，在知青大返城之前，八千多名北京知青中的大部分都离开了兵团，包括陈凯歌和王小波。
上海知青分两类，一类是城市青年，多为六九届初中生，人称“上海阿拉”；另一类是来自嘉定、宝山、青浦等县的农村青年，人称“上海阿乡”。“阿乡”是最委屈的一拨人，他们说：“我们在家里本来就是贫下中农，怎么还要跑到几千公里以外来云南接受再教育？”事出有因，缘于当时极左，上海要凑足输出“百万知青”的壮举，竟拉农村青年凑数。“上海阿乡”大多勤劳克俭，宽厚谨慎，组成了兵团连、排、班的一线骨干。
重庆知青和成都知青年龄最小，但生性耿直，敢作敢为，特别是重庆知青，他们少年时就见识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斗性格，兵团好几次惊动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的大械斗，都是由重庆知青发起的。
云南知青的基本待遇：口粮40斤，工资28元，房自盖，菜自种。当文化迥异的各地青年汇聚到边疆，经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形成其个性特征：思想活跃、敢说敢做。地处西双版纳的兵团一师，是知青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分布在从勐海到勐腊广阔的国境线上，总数6万余人，其中景洪一团的知青高达8538人。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在目前西双版纳绵延150万亩的橡胶林中，当年由知青开垦种植的仍占相当比例。
两封信和一个女知青之死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在其所著《上山下乡》中认为，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解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率增长问题，并将它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但当这场解决“城市人口”运动的“实验”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亦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中央高层的信息，怎么会传到遥远的云南边疆呢？“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动向，这一切，是从一封信开始的。”将近30年后，笔者寻访到当年云南知青年“北上”总指挥丁惠民。丁是上海人，现定居重庆，“写那封信时，只是觉得该写了”。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但全国都在拨乱反正，为什么对关系千百万家庭稳定的知青问题，却讳莫如深呢？”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据称后来写《棋王》的知青作家阿城（当时也是一团十营的知青）曾当过丁惠民的高参，丁的回答是：“没有这种事，阿城曾当面向我表示他反对请愿活动，怕知青出事。”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如今两人均定居上海）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
恰恰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激起知青情绪。
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代表共120多人，代表们的入场证很特别，全是知青的签名，每个代表至少要持有100人以上签名才能入内。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15日那天派代表进京。
10日，北上代表团尚未组建好，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京闭幕的消息传来，该会议决定次年（1979年）再派遣80万知青下乡，更重要的是，“会议还决定不再承认兵团知青的身份，而把我们作为一般农场职工对待”。
丁惠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消息也让知青代表产生了重大分歧，一批人要求立即北上，但丁惠民认为时机不成熟。最后通过筹备组表决，丁惠民的主张被否定，43名代表先行北上。
丁惠民担忧的事情发生了：第一批北上代表辗转到达昆明后，竟莫名其妙地弄丢了募捐来的几千元经费。失去资金的代表们，冲进火车站直接上车，被阻拦，他们便使出了最激烈的一招——卧轨，致使贵阳到昆明的铁路线中断三天，而留在西双版纳的6万知青，几乎全部停工了！
艰难北上与仓促离京
1978年冬天的形势空前紧张！这种过火的局面是丁惠民最不愿意看到的。当第一批北上代表在昆明火车站闹僵时，第二批代表紧急暗渡陈仓。发着高烧的丁惠民被知青们抬过了澜沧江，“我是准备死在路上了”。50名代表经过艰难辗转，终于从昆明城边一个叫读书铺的偏僻小站上车，绕道成都北上。途中，24名代表因喝酒、赌烟，被丁开除，就地下车，返回各自的城市去为代表团募捐。
12月27日，剩下的26名代表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接待了他们，又冷又累的知青们换上了簇新的军大衣，得到了医疗、食物和住宿，但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要见邓副主席”，并提出如果邓副主席太忙，也可由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知青们给“国家领导人”下的定义是，“必须是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上”，并认为，“邓副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人”。
1979年1月1日，国家农垦总局发出1号文件，承认知青请愿代表团性质合法，同时强调应该复工。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接见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
丁惠民说，1月10日上午的那次接见，气氛不很融洽。面对那位以军垦驻屯闻名的老将军，“我们不能再像与自治州、省调查团的‘谈判’时那样针锋相对。”丁记得王副总理是在时任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的陪同下，接见代表团的。老将军一身藏青色中山装，风纪扣紧扣，银发整齐往后梳，拄一根拐杖。大家鼓掌后，本以为能听到几句亲切的问候，没想他表情严峻，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严厉训斥，“不是批评，是训斥”，代表们大气不敢出，“完全被老将军的威严震住了。他训斥我们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现在全国都在抓纲治国，你们却闹事，对得起国家吗？……”代表们全懵了，没人敢提返城的事。接见完后，“大家都觉得该说的话竟没说出来，有的代表急得哭了！”
王震副总理显然也意识到了知青们的不痛快。出于灵活的领导艺术，他派人邀请全体代表当晚看电影。与白天的接见不同，王副总理没在会议室坐等，而是站在电影院门口迎接。丁惠民坐在王副总理身边，放映的是刚刚翻译完成、并准备送南疆前线的《巴顿将军》，据称部队要排级以上干部才能观看。电影结束后，王副总理首先打破沉默，说，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嘛，要热爱她；中央并没忘记那里，恰恰相反，要建设好那里，邓副主席说了，不久就要大规模投入资金，资金不够，外汇也可以动用嘛！
这时知青中有人抱怨结婚难。王副总理风趣地说，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当年打仗，在你们这个年龄，哪里顾得上结婚嘛！我可以给邓（颖超）大姐说说，让她张罗从山东江浙调一些漂亮姑娘到西双版纳，到时候让你们走，你们可能还舍不得走哟！
听说丁惠民有病，王副总理立刻叫医生给他检查身体，还开了一堆药品。
暖流正在形成，气氛应该是不错的，但一位姓刘的重庆知青莽撞的冲动言行，打断了一切。当时，王副总理见大家脸上有了笑容，又说了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让代表们回去安心工作，中央会对大家提出的要求认真考虑的，他特别说：“你们的信我已经转达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和叶帅了。”说着，老将军转身欲走，这位姓刘的重庆知青忽然从后排站起身，大声吼道：“王震，你不准走！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说罢就往前排冲，当即被警卫反扭住双手。王副总理也愣住了，估计多少年来，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曾对他直呼其名外，哪轮得上一个愣头青对他这样叫？他毕竟是军人出身，火气也大。只见他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用湖南话大声骂了那愣小子。（骂话的大意是：你是个捣蛋鬼，你才吃了几天干饭，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等等）场面一下僵住了。双方最终不欢而散。离开电影院，丁惠民决定，全体代表立刻返回西双版纳，其沮丧可想而知。
绝食事件使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
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时西双版纳已完全陷入瘫痪，生产停止，一些农场领导甚至被知青扣为人质；在6万知青的背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亲人，还有全国上千万知青的关注；当时又正要面临对越自卫反击战……种种因素促使政府应当尽快按“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知青问题。
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临沧耿马勐定农场，发生了更为激烈的绝食事件。当时，中央调查组进入勐定调查，成都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当调查组组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接见绝食代表时，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作风务实，他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
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一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也就在这一天，丁惠民在返滇途中解散了筹备组，并向王副总理致电，就知青的过激行为向国家道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无不争先恐后回城。王庆华清楚记得，“短短几天，整个农场走空了，连队静得可怕！大家丢下武器，抛弃农具，有人还把农具架起来烧掉。很多人搭乘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运送物资的返程军车回昆明，由于拥挤过度，发生了好几起翻车事故；也有人拖儿带女，不顾一切地搭车北上”。知青们在慌乱中告别了边疆，直至回到昆明，才松了一口气，“就像在做梦，所有人都挤到昆明东站邮电所给家里发电报，告知平安，告知我们回家了！”
10年天涯游子，终于踏上归乡之路。
这时候，西双版纳回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1980年代初，在国务院知青办起草的知青工作回顾与总结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为解决就业问题，但在“文革”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
至今仍说不清的谢幕词
回到本文前述的提问：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难道，他们真是外来的种子，一不小心掉进云南雨水丰沛的野地，没受多少作践反倒长成了气候么？
当然不是。应该说，去云南的知青心理震荡要大于其他地方。当知青们从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来到西南边疆的深山老林，其心理落差，不仅是几千公里的路途，它包涵了整个中国社会文明史的全部进程，其跨度涵盖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京、沪等大城市，一下子迈进历史教科书中才有的刀耕火种之地，它对人的心灵的震撼，若非亲历则无法感知，这也促使云南知青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认识和思索更为深刻。1973年7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云南兵团的，其时云南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调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286人，受害女知青430人。后经中央批准，枪毙了数名违法乱纪干部，才控制了局面。所有这一切，无疑促成了云南知青心智的成熟。
其次，云南兵团隶属昆明军区建制，其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陈赓之旅。这是一支诞生于大别山红军时代的英雄部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山西转战千里，解放云南。该部有大批官兵于1950年代就地转业，创建边疆国营农场，许多老干部保持着优良传统，与知青们朝夕相处，血肉与共，其果敢精神传承于广大知青，铸就了云南知青敢于抗争的个性。再有，与北大荒和其他插队知青不同，云南知青的劳作成果不是春华秋实的稻菽，而是橡胶树，种下去，能活六七十年！遂成为他们生活的见证与情感维系的纽带。
其三，云南地域特殊，与越南、缅甸接壤，斯时东南亚大地烽火连天，知青中的一些血性青年，自愿出境追随缅共等武装组织，艰苦卓绝地转战在深山老林，其传奇故事一直流传于云南知青中，成为格瓦拉式的英雄话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云南知青的精神特质。当上山下乡的大潮将他们抛掷到边疆后，他们无法回避，只能用身体去体验大的苦难和大的欢乐，流大滴的汗、喝大口的酒、掉大滴的泪，一旦梦碎，他们便以另一种方式选择命运。
更重要的是，当时文革形成的政治高压正在消解，政治清明正在恢复，中央对大返城的定调符合民心，这才使云南知青的行为没有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
如今大返城快30年了，但每年仍有成百上千已知天命的云南知青，携带子女重返遥远的边疆，他们凭记忆寻找着自己当初种下的橡胶树，抚摸着，流着泪。他们说并非想再去捡拾逝去的青春，而是为了对岁月永久的纪念。他们年轻的子女，能够理解父辈当年的爱恋、苦痛和久留心底的诉说吗？
应该说，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云南知青作为其中一个群体，不经意间，留下了一篇至今仍然说不清的谢幕词，惟能诠释的，是他们把握了命运的走向，并以此载入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备忘录。
（本期老照片均由丁惠民提供，特此感谢！并感谢袁凌、文迟等当年的知青战友对此文的帮助）
（责任编辑 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