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我为什么研究西南联大？
我第一篇关于西南联大的小文章是寄给《读书》杂志的，只有不到两千字的一篇小随笔。
我最早决定把西南联大作为一个研究专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去过几次北京大学的南阁，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设在那里。后来我还认识了当时在那里写校史的张源潜先生，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通讯联系。
那几年间，西南联大每年的校友纪念活动，我都作为旁观者参加，所以了解一点旧大学里受过教育的老先生的风采。其间我还到过两次昆明，专门收集材料。
虽然时光只有十几年时间，但这十几年却是一个大变化的时代。而过去那个时代没有电脑，关于西南联大的材料，还比较零乱，除了《清华大学校史资料》中的史料外，还没有一部成型的文献史料，所有的材料都要从头做起。当时关于西南联大研究的专书，只有美国易社强的一本，我是在张源潜那里看到一个节译本，还有西南联大早期的史料《联大八年》以及台湾出版的《学府纪闻·西南联大》，此外就很难再找到相关的成型文献了。
我研究西南联大的学术兴趣，来源于研究《观察》周刊。联大复员北上的时候，《观察》周刊发表了一篇通讯，对联大的成功有很好的总结，我就是受了这篇通讯的影响，决定研究西南联大。
学术上的事情，有时候很奇怪，本来不错的题目，可是很难找到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做。我第一篇关于西南联大的小文章是寄给《读书》杂志的，只有不到两千字的一篇小随笔。当时是《读书》的沈昌文时代，沈公非常认真，把我这篇小文章转给了曾在联大读书的汪子嵩先生，汪先生有专信给沈公，这篇小文章后来就刊出了。我本意是希望能有更多学术界的朋友来研究西南联大，但应者寥寥。当时想从西南联大发现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想法，一时很难明讲。那时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很少有人做，即使有人在做也大多在教育史的范围内，还没有扩展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个层面上。
199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余开伟先生，执意要我出版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专书，可我只有十几篇相关论文，但余先生不管这些，最后印出了《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是一本小书，只印了不到两千册。但这是一本研究性的书，不是一般的叙述联大的历史，而是在联大的历史上，发现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命题，特别是关于联大的自由传统。比如“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叙永级学生的命运”、“费孝通与魁阁”、“大普集与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等学术命题，现在看来，虽然史料的丰富性还不很够，但在西南联大研究中注意到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可惜后来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绝大多数还是偏重于重说联大的校史，真正的研究反而没有深入下去。近几年闻黎明先生、刘超先生的相关研究，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我的那本小册子，湖南文艺出版社没有支付稿费，只给了几百册书，我当时已感觉非常满意。逢人说项，到处送人，现在想找一本反而不容易了。
西南联大最初叫“长沙临时大学”，创设的动议来自胡适和傅斯年他们。胡适本来也要去昆明，但因等待“战时征调”，没有去成。后来胡适给张伯苓、梅贻琦的信中曾说:“此时因政府颇有意把我充军到海外去，所以不能来，只好在此为两公及孟麟兄做一个驻京代理人。”1946年底，联大九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适说：“我是客人，但不敢自外，因为如以九年计，也是创办人之一，且为倡组临时大学者。”
人生有些经历，当时没有感觉，事后想起来却很有感慨。我写的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小册子，在联大建立六十年后，能在长沙出版，感觉非常欣慰，我要再次感谢长沙的余开伟先生。
那几年间，西南联大每年的校友纪念活动，我都作为旁观者参加，所以了解一点旧大学里受过教育的老先生的风采。其间我还到过两次昆明，专门收集材料。
虽然时光只有十几年时间，但这十几年却是一个大变化的时代。而过去那个时代没有电脑，关于西南联大的材料，还比较零乱，除了《清华大学校史资料》中的史料外，还没有一部成型的文献史料，所有的材料都要从头做起。当时关于西南联大研究的专书，只有美国易社强的一本，我是在张源潜那里看到一个节译本，还有西南联大早期的史料《联大八年》以及台湾出版的《学府纪闻·西南联大》，此外就很难再找到相关的成型文献了。
我研究西南联大的学术兴趣，来源于研究《观察》周刊。联大复员北上的时候，《观察》周刊发表了一篇通讯，对联大的成功有很好的总结，我就是受了这篇通讯的影响，决定研究西南联大。
学术上的事情，有时候很奇怪，本来不错的题目，可是很难找到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做。我第一篇关于西南联大的小文章是寄给《读书》杂志的，只有不到两千字的一篇小随笔。当时是《读书》的沈昌文时代，沈公非常认真，把我这篇小文章转给了曾在联大读书的汪子嵩先生，汪先生有专信给沈公，这篇小文章后来就刊出了。我本意是希望能有更多学术界的朋友来研究西南联大，但应者寥寥。当时想从西南联大发现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想法，一时很难明讲。那时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很少有人做，即使有人在做也大多在教育史的范围内，还没有扩展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个层面上。
199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余开伟先生，执意要我出版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专书，可我只有十几篇相关论文，但余先生不管这些，最后印出了《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是一本小书，只印了不到两千册。但这是一本研究性的书，不是一般的叙述联大的历史，而是在联大的历史上，发现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命题，特别是关于联大的自由传统。比如“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叙永级学生的命运”、“费孝通与魁阁”、“大普集与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等学术命题，现在看来，虽然史料的丰富性还不很够，但在西南联大研究中注意到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可惜后来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绝大多数还是偏重于重说联大的校史，真正的研究反而没有深入下去。近几年闻黎明先生、刘超先生的相关研究，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我的那本小册子，湖南文艺出版社没有支付稿费，只给了几百册书，我当时已感觉非常满意。逢人说项，到处送人，现在想找一本反而不容易了。
西南联大最初叫“长沙临时大学”，创设的动议来自胡适和傅斯年他们。胡适本来也要去昆明，但因等待“战时征调”，没有去成。后来胡适给张伯苓、梅贻琦的信中曾说:“此时因政府颇有意把我充军到海外去，所以不能来，只好在此为两公及孟麟兄做一个驻京代理人。”1946年底，联大九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适说：“我是客人，但不敢自外，因为如以九年计，也是创办人之一，且为倡组临时大学者。”
人生有些经历，当时没有感觉，事后想起来却很有感慨。我写的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小册子，在联大建立六十年后，能在长沙出版，感觉非常欣慰，我要再次感谢长沙的余开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