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从美国人的办事低效说起

●这次到康奈尔访问，发现看一次家庭医生也要预约二十来天

●既然美国人的办事效率如此低，为什么他们的工资却比中国人的高

●美国制造业人均资本存量是中国制造业的十倍左右，两者间巨大的差异足以解释美中之间很大部分的工资差距

●美国低效行业的高工资是由少数高效行业高工资带动起来的

低效率

    在国内常听人抱怨这个部门或那个单位的办事效率低下，而且抱怨的人总是理直气壮，一副当家做主的样子。有一次我从印度搭乘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回北京，在浦东机场飞机由国际航班转为国内航班。地勤人员领着乘客由国际到达往国内出发走，但总是数不清人数，旅客们不得不等着。此时，我们的几位同胞便义愤填膺地上去和地勤人员理论，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而地勤人员也只好忍着。顾客即上帝，这似乎已经深入人心了。
    可是，在美国这个顾客早该是上帝的国家，我却见识了顾客被随意驱使的情景。一次我从费城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回旖色佳，旅客刚刚坐定，一位地勤人员上来叫：“某某女士，请出来，你的票无效，必须把座位让给另一位还没有登机的旅客。”此时飞机已经满员，这意味着这位女士当天回不了家了。她听地勤人员说完，马上哭了，说：“我有票，我的票早都订好了。”可是她还是被带下了飞机。我在想，如果换了中国，绝对没有人会下飞机的，因为这是航空公司的错误，它多卖了票；至少，航空公司也要加倍赔偿才对。
    美国人的办事效率实在不敢恭维。我在2007年9月份到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开了一次会，会后早早地把报销单据寄给了他们，可是，直到现在——2008年 3月——还没有收到报销的钱。以前给服务单位打电话，虽然要回答机器的许多提问，但最终总能和一个真人说上话。现在却不同了，电话那头要么总是机器，要么给你转到印度去，让你留下电话号码，等着美国这边的接线员空闲下来回电话，而这个电话你多半是等不到的。
    和中国一样，美国的医疗体系也是最为人所诟病的。医疗费用的激增和大量无保险人群的存在固然是大问题，而据我个人观察，医院的服务质量也大不如前。2003年我们全家在斯坦福大学住了三个月，其间我太太不慎扭伤了脚踝。因为担心骨折，所以当晚便去看急诊。就是一个简单的X光片，竟然让我们从晚上十点等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可是还没有拍好，要重拍，因此我们又不得不再等一个多小时。以前读书的时候，看家庭医生基本可以预约到一两天的诊号，这次到康奈尔访问，发现看一次家庭医生也要等二十来天。

低效为什么工资还高？
    这样低效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我的疑问是，既然美国人的办事效率如此低，为什么他们的工资却比中国人的高？
    我这里的比较是在同等教育水平之下进行的。我们当然不能期望一个初中毕业的中国农民的收入和一个大学毕业的美国农民的收入一样高，也不能期望一位下岗再就业的中国工人的收入和一位美国汽车工人的收入一样高。但是，我们大体期望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可以获得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毕业生一样的工资，而事实上却是，后者的工资远远高于前者。
    然而，如果一家美国本土公司接收一名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到美国工作，则会发现这名毕业生可以做美国员工能做的所有工作。也就是说，清华毕业生之所以没法获得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仅仅是因为他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工作。这是为什么？
    有人马上会说，这个问题还要问吗？不就是因为中国穷吗？但这个回答有同义反复之嫌，因为一个国家贫穷与否本身就是由收入决定的。我们需要在收入之外找原因。我这里给出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远远高于中国。劳动力和资本是两项基本的生产要素，而且，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它们之间的生产力是互补的，即一种要素投入的增加提高另一种要素对生产的贡献。比如，给定资本存量，劳动力越多，资本对生产的贡献就越高。当年修建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全国人民到北京来义务劳动，尽管我们当时的技术手段有限，可是我们却在十个月内把大会堂建好了。这是人多提高资本贡献率的例子。
    资本增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例子更多。同样一个大学毕业生，用计算机工作的效率当然要比用计算尺的效率来得高；同样一个工人，用车床工作的效率当然要比用榔头的效率高。美国制造业人均资本存量是中国制造业的十倍左右，两者间巨大的差异足以解释美中之间很大部分的工资差距。
    这里的道理似乎很简单，但经济学家对此的看法并不一致。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保罗·克鲁格曼对东亚发展模式的批评。他认为，东亚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积累而不是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长期来说它们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我在前面是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进行讨论的，克鲁格曼的讨论则增加了技术维度上的变化。就长期而言，克鲁格曼是正确的，特别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惟一的出路。但是，短期内一个经济体通过资本积累提升收入水平的空间仍然非常大，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人均收入仍然很低的国家，资本积累仍然是提升收入水平的捷径。而且，这里所说的“短期”可能并不短，中国再维持十年的高积累、高增长模式毫无问题。
    同等教育程度的人在美国的收入高于在中国的收入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存在大量高报酬的工作，这些工作主要分布在高科技领域、金融领域以及像律师、医生这样的高端服务业。
    记得当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雷奇说要给美国人创造高薪工作时，克鲁格曼马上在他的专栏里说，根本就没有“高薪工作”，因为薪水是由个人的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决定的，而不是由工作决定的。但是，克鲁格曼在这里没有弄清楚“鸡”和“蛋”的关系。对于雷奇来说，高薪工作是“蛋”，有了这只“蛋”，我们就会看到人们提高教育水平或者继续学习这只“鸡”。
    克鲁格曼等于是认为，无需高薪工作这只“蛋”，人们自然会去提高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但这不符合经济学直觉。正是因为在高科技和金融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才出现了过去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些领域吸收了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从而对低端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产生压力，迫使它们提高工资。换言之，美国低效行业的高工资是由少数高效行业高工资带动起来的。
    在国内的语境里，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往往被摆在对立的位置上，似乎一方的所得必定要以另一方的所失为代价。美国的例子至少可以让我们停下来，理性思考一下市场中各方利益相辅相成的关系。

    （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电子邮箱yyao@ccer.edu.cn）

（责任编辑 邓瑾 助理编辑 温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