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社强 和西南联大 “先结婚后恋爱”

西南联大校史只有9年，但易社强足足花了二十多年，才写完了这本被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誉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中国人学了这么多年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完全是历史决定论，不过历史决定论也相当重要对不对？我自己对什么决定论都不相信，因为在我的生活里头，偶然的东西太多太多，不可能预料。”易社强教授再三感叹生活中的偶然和意外。

今年3月，他的代表作，被西南联大校友、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誉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终于在大陆出版。对他来说，这本1998年在美国出版后只有学术界发过几篇书评的著作，十多年后在中国赶上“西南联大热”，简直有点像复活。

因为担心书的完整性被破坏，易社强原本并没有出中文版的打算。但2007年，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饶佳荣——一个素不认识的人告诉他，他的书已经翻译好了，译稿在附件中，可不可以考虑出版中文本。为翻译此书，饶佳荣耗去了一年多的时间，甚至辞去了工作。

太意外了。“看到这封邮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鼓励他说好好好，可以出版，但我非常悲观。这样年轻的小伙子怎么找得到出版社呢。”不料两个月后饶佳荣回复，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愿意出版，那家出版社的创始人刘绍唐是联大的校友。又是一个意外。

接下来到了2011年，易社强正在大陆。快要回国时又收到饶佳荣的邮件，北京的九州出版社愿意出版该书简体版。还能说什么呢？“太高兴太高兴了。我越来越觉得，我来得正巧。”

9年校史，用二十多年来写

易社强不是那种能把自己关在档案馆的学者。“没一点新鲜空气，一天到晚翻档案。那种生活我过不下去。我认为学历史应该活一点，用口述史的方法做西南联大，这机会太理想了。”

自从1973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书架上偶然翻到那本《联大八年》，他很快开始“跑来跑去”，联系采访联大在美国的校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旧金山，美国跑得差不多了又去台湾和香港。

1974年，跟联大纽约校友会的老校友们聚餐，他们看他那么热心，末了，举杯宣布他成为“荣誉校友”。“其实不太民主。他们只是纽约校友会的一部分校友，而且纽约校友会也不能代表所有校友，但我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我说，太好了！太好了！从此我就自称西南联大荣誉校友。”

在大陆采访就不那么容易了。直到邓小平访美之后，1980年，易社强才成为首批进入新中国做研究的交换学者。老师费正清送了他一份礼物：15封推荐信——分别写给冯友兰、金岳霖、费孝通等人。

在中国做研究还得找一个接待单位。北大和清华拒绝了这位研究校史的美国人，理由是学校现在没有人做相关研究。易社强就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那是3月份，北京已经停止供暖。“我记得当时我是戴手套的，要翻页的话得脱手套，翻过那一页马上再戴手套，那么冷。”

据说，后来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亲自过问，昆明师范学院（前身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接受了他。就这样，他去昆明待了3个月。“实际上这对我再理想不过，因为北京的工作还有办法，通过费正清和别人的推荐信，我也能找到人采访。”美妙的是，他还在昆明结识了现在的妻子李晓亮，尽管当时许多人怀疑他是特务。

采访之外，他还参观了西南联大当年的不同校区：长沙、昆明、偏远的蒙自以及叙永。但这部书的材料，并不限于口述采访和游历所得。图书、报纸、期刊、纪念品，关于联大的浩繁“文献”他无不涉足，学校、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更是常客。“我的方法是‘中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国人所写过的东西，或者对中国人的采访，都转变成了我写的历史的一部分。”

和西南联大有关的记忆并不都是美妙的，至少1986年去清华档案馆的经历不是。在那个小房间，对方告诉他：“易先生，非常对不起，几年前有火灾，联大的这部分档案都烧掉了。”“我也知道他们说谎，但是我说，太可惜了。你知道那是在80年代，他们可能不方便让我看那些档案。”

研究西南联大起先也有投机的成分。当年他逐渐对正在研究的中国学生运动感到艰难，“对历史学者来说，一个题目时间越短事情越具体越好写，学生运动包括各个地方，太分散了，非常不好写。一所大学在一个地方存在9年。哎呀，太好了，我能在两三年内把这个题目写成一本书。”

没想到最后竟用了二十多年，是西南联大本身历史的3倍。等到书在美国出版，已经是1998年了。

易先生坦言，这项工作延续那么久，并不像一些中国人赞美的那样，是怀着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与课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持久战，而是因为他不太能够自律。就像当年留学结束，从台北到波士顿的归途，他边走边观光，竟用了7个月时间。在美军撤离越南前，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反战运动。之后，他也没有老老实实呆在书桌前。比如有几年他参加了歌舞团演过话剧。比如他还喜欢种菜，正做着研究，忽然想到，哎呀，我那个菜园肯定有野草，那些菜可怎么长得好？马上跑过去拔草。

“我总是跑来跑去，所以我做事情，有时候是head（头脑）决定，有时候是heart（心灵、情绪）决定，heart决定的东西可能要超过head决定的。从头到尾是因为时间没有安排好，所以需要20年。”

从穷学生到“老滇漂”

“History这个词，跟story是一个来源，历史跟故事是分不开的。”对“太喜欢故事”的易先生，如何开始中国史研究，“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一切要从福特基金会的实验开始说。

1951年，福特基金会与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威斯康辛等4所大学合作，尝试让高中学生在修过两年课程（美国高中一般为4年）后，进入大学接受通识教育。4所大学各自招收了50名学生，易社强考入了威斯康辛。“当时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跟女孩子交往。50年代的美国大学不像60年代那么开放，但你也要请女孩去看电影去喝酒对不对？我只有16岁，18岁的女生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出去？我就很担心。所以我们这一批学生非常小心，没有泄露我们只有16岁的消息。”

威斯康辛大学所在的麦迪逊城，是这个州的高等教育中心，也是州议会所在地。那里有一条街叫state street，一英里长，这边是大学，自由思想的中心；那边是“比较反动”的议会（麦卡锡就是这个州的参议员），关系有一点像“昆明跟重庆”。易社强读的是历史系，但对新闻也非常有兴趣，在学生报纸工作。“将来要走哪条路，实际上是历史为我决定的。”

学生报纸内部也有派别，他所在的原本是多数派，他被当作总编辑的人选培养。不料经过一次政治斗争，派系失势，总编辑也就成了对方的人。他一怒之下离开报社，去读历史学硕士。原本他对美国历史最感兴趣，但很快发现，有点意思的题目没剩下多少，而且学美国史拿奖学金很不容易。没什么钱的他，只好打听学哪国的历史有奖学金。又是福特基金会设了奖学金，支持跟苏联、中国、第三世界国家有关联的研究。

为什么选择中国？

“因为我已经学过一年亚洲史，那个老师讲课非常枯燥，课本也非常枯燥。但跟着那样的老师学，读那些没意思的书，一年后，我还是认为中国历史很有意思。”他跑到那个老师的办公室问，“我想学中国史，应该申请哪所大学的研究生院？”老师推荐了哈佛。“我问为什么要去哈佛，他说，费正清在那里教书。我说，费正清是谁？当时真的非常幼稚。于是申请了哈佛，结果被接受了。”

每个周三，哈佛东亚研究中心都会安排一次午饭，一边练习汉语一边用筷子吃饭。易社强很快发现两者难以兼顾，要么练习汉语，要么吃饭。“我选了吃饭。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的汉语还是太差，但我用筷子的技术还不错。”

有一次胡适来美国，费正清说，“你应该去采访胡适。”他就拿了老师的推荐信，跑到纽约去见胡适。那天刚好是5月4日，他想，五四运动就是胡适的运动嘛，所以一见到胡适就问道：“我可不可以跟你说‘Happy Birthday？’”

现在回想起来，选择研究西南联大跟当初学中国历史一样，第一步是投机，第二步是深陷其中。“就像（旧式的）中国婚姻一样，是先结婚后恋爱。”当然现在他已经转向另一个题目——关于一个跑到云南去的北京知青团体。

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易社强的年纪赶上、超过了许多研究对象在西南联大时的年纪。他终于如愿加入他所欣赏的西南联大“老怪物”之列。从弗吉尼亚大学荣休之后，最近几年，他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中国生活，自然，昆明是他首选。

在他看来，1980年代的昆明比较接近联大时期那个昆明，而现在的一点都不像。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昆明“有点儿感情”，实际上他现在的生活，跟妻子的工作密切相关，“她在昆明有工作的话，我就跟她一起去昆明；昆明没有工作，我们就在美国一起生活。我想尽量多在昆明住，昆明是我第二个家，云南是我第二个故乡。”

据说他已经有一个很适合他的诨号——“老滇漂”。

“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派”

人物周刊：我们知道，您的老师费正清先生，跟西南联大也很有渊源。

易社强：清华、北大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最熟了。他认为那些人就代表了中国最宝贵的希望，跟马歇尔一样。马歇尔离开中国时曾说，哎呀，太可惜了，这些最有希望的人、最有远见的人，不可能扮演太重要的角色了。因为要内战，他们手无寸铁。“手有寸铁”的是国民党、共产党。但费正清对这些人还有一点希望，他造了一个专有名词，称他们为“sino- liberals”，“sino”就是中国，“liberal”就是自由主义，用现在的说法，可以翻译为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派。

人物周刊：现在中国知识分子非常怀念西南联大，但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许过分浪漫化了其中的一些方面，而您的书提醒我们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是很窘困的。

易社强：我自己也有一点浪漫主义。（笑）不只大陆的人，你看鹿桥写《未央歌》，那是个非常浪漫的故事对不对？我自己的看法是，联大不受时代限制、最宝贵的遗产是独立和自由精神，我不知道中国人自己看这段历史会选哪一方面。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并不因为自己是这样的人，才把西南联大说成是自由的堡垒，我认为联大就是这样一所大学。你看那些有名的老师，有一个数据说，179人中只有23人没有受过外国教育，而受过外国教育的绝大部分是受英美教育，特别是美国的，难怪他们受到自由主义影响。

浪漫主义注意的是精神方面，认为所有物质障碍都能克服，只要人有意志。实际上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当艰苦。但重要的是，他们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念书、生活——每天只能吃两顿饭，而且吃得还不怎么样，我有我的意志和理想。他们还能继续大学教育，就是对日本的一种抵抗了。这跟美国大学生非常不同，如果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大学生说，“我继续念书，不想从军”，别人会说那你算什么爱国者呢？当时中国大学生非常少，只有3-4万，需要保护这些精英。现在中国的大学生比当年多太多了，中国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几乎盲目地尊敬他们。你是大学生吗？好，你有没有找到工作？

人物周刊：越南战争时不也有许多美国学生反战吗？

易社强：那是因为打仗原因都没弄清楚，所以一开始就有反战运动。当然支持跟越南打仗的人会批评学生不爱国，但实际上美国有个非常宝贵的传统，就是你真正爱国的话，国家走错了路你就要站起来批评，那就是爱国。

中国当年的知识分子反对腐败，反对一党专政，你会有一个印象，他们不想支持政府，宁愿做反对派。但我常常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渴望，他们很想支持一个政府，给他们一点点希望，他们就支持你。他们还是想做爱国者。

人物周刊：有意思的是，因为这个研究您接触到了不同地区的联大校友。他们向您回忆联大，会不会因为后来迥然不同的生活而偏重联大的某个形象？

易社强：美国离中国那么远，所以住在美国的人，不管他们在联大时是靠左还是靠右，或者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都可以随便讲，没什么忌讳。我去台湾时，台湾还是一党专政，但因为我是一个个采访，所以他们能讲一些心里话，有的支持国民党，有的对国民党有看法，都会跟我讲。

最有意思的是一些比较有名的人。我特别想起两个人，一个是查良钊，就是香港那个写武侠小说的人（金庸，本名查良镛）的表哥还是表弟（应为族兄）。他是非常浪漫的，对中国非常有感情，讲到“反攻大陆”时你可以看到他眼睛里有泪。他是国民党员，在联大当过训导主任，管学生的思想什么的，但实际上他是个活菩萨，学生有困难去找他，他总是尽最大力量帮忙。我注意到那些校友对他的尊敬和爱戴，几十年后，他跟那些人的关系还那么好。我也看过大陆的资料，对他的评价跟台湾完全是两回事。

还有一个人是陈雪屏（曾担任台湾“总统府”资政等职，历史学家余英时的岳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是“三青团”的头头，也是国民党员，但这些在西南联大的国民党员不是一般意义的政客。他们都有学术背景，能跟知识分子交流。后来我在华盛顿的威尔逊研究中心做了一年研究，刚好有一个联大历史系的老教授也在那里，叫孙毓棠，他太太是当年昆明有名的女演员，凤子。我和孙先生在一起8个月，常常谈到这些问题，他最熟的朋友之一就是陈雪屏。他们在一起打桥牌什么的。陈雪屏是国民党，孙毓棠不是共产党，但他是左翼分子。联大左翼的积极分子跟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人物能有这种友谊，我就知道，哦，这不是一般的大学。如果是重庆的中央大学，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人物周刊：现在我们对联大评价非常高。不过那3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原本就是第一流的，那些杰出的学生，比如杨振宁，真是只有在联大才能成就自己？也许他们原本在北大、清华或南开也行。

易社强：我认识一些别的大学的人，比如我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个同事，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他一直说，联大的伟大他不否认，但中央大学的学术水准也相当高。而浙江大学，特别在自然科学方面，出的人才也不少。所以有些大学在学术方面，跟联大在同一个水准。但西南联大的重要性不限于学术方面，它的校风跟它们不一样。四川、重庆的大学不可能享受到联大那种独立和自由，因为它们过于接近中央政府了。联大学生的天分并不见得一定比中央大学的学生高多少，但是联大令人把自己最优秀的资质发挥出来。

人物周刊：那您觉得，这3所学校分开或联合会有不同的效果吗？

易社强：如果没有战争，这3所学校也许各自也能发展，但联合的力量比分开时更大。有人说，但是那3个校长，只有一个校长留在昆明呵，就是梅贻琦（清华校长）。蒋梦麟（北大校长）在长沙时就有一点冷淡，张伯苓（南开校长）呢，最关心的是他的中学，一直呆在四川。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件好事，如果3个校长都想来管，肯定会有矛盾和冲突，只有一个人来管是偶然，但这个偶然的结果，是非常非常好。

人物周刊：您是否认为，联大的生活对那些师生产生深远的影响，使他们跟联大以外的人有一种分别，不管他们后来在哪里生活？

易社强：非常难说，那些住在美国的校友，过的就是美国的生活，在台湾的就是台湾的生活，在大陆的也就是大陆的生活。我没有向自己提起过这个问题，你要找一个社会学家来做那种专门的研究，现在太晚了，因为他们十分之九都走了。如果有人要写那样一本书，肯定有价值，但是，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