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娱乐】《中国好声音》和普通人先生

还有几个小时，诺贝尔文学奖就将揭晓，微博世界正在热烈讨论中国作家和诺奖的距离，从语言质地，到对“自由”的理解，都在为这个距离提供证据，但始终没人提到最弱的一环——中国作家的音乐鉴赏力。

音乐不需要翻译，似乎人人可以无障碍接受，但音乐和诗歌一样，是鉴赏力里最锋利、最神秘的部分，艺术家艺术能力的停滞，未必表现为阅读和创作能力的停滞，却一定会以音乐和诗歌鉴赏力的停滞表现出来。视野里的好作家和好影人，多半通晓音乐，甚至本人就是音乐家，村上春树、保罗·奥斯特、大卫·米切尔、奥兹，这些获奖呼声比较高的作家，作品中对音乐的评述都非常精准，作品的音乐性也非常强烈，昆汀·塔伦蒂诺、大卫·林奇、贾木许等电影人都是乐迷，即便转身成为音乐人，也毫不让人意外。

中国作家和影人，普遍缺少这种能力，红歌、网络歌曲、伪民族风，是他们生活和小说里最常出现的音乐元素。几次帮朋友校书稿，被《往事不要再提》或者《去看神奇的布拉达》这种歌名惊到，我想，他们实际想说的应该是《当爱已成往事》和《坐上火车去拉萨》吧，而且，他们的主人公还往往非常时髦，拥有酒吧歌手之类的身份。所以，路内提到他的小说《云中人》里，用一节的篇幅写对Lush乐队的喜爱时说，评论家大概会对这一节感到困惑吧，会作出各种解释。音乐能力，从来不被收纳进写作者的视野里。

并不奇怪，音乐是出身的试纸，展开这张试纸，看到的是我们音乐教育的缺失，是对实用技能之外一切能力的轻视。站在文艺第一线的作家、电影人，或者他们作品的读者和观众，全都逃脱不了这个背景，要被这个背景重重地拖住鉴赏力的后腿。

这也是《中国好声音》的整个背景。被推上舞台的，为什么会是那样一些歌手？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唱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中国好声音》展示的是声音奇观，是高音、装饰音，以及把歌曲变形和再创作的能力。节目播出的同时，著名电台DJ李青在微博上说：“没有人像老狼那样唱歌了，没有人会去像五轮真弓那样唱歌了，那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声音。当下的好声音难道都是硬梆的狂飚或凌乱的转弯？如果当真如此，我愿意听以前的。”歌手周云蓬则认为，他们“把一首歌拐得像麻花”。而这种奇观，和时代气氛脱不了干系，为崛起而焦虑的时代，正需要声音杂技的繁复、失真，来和摩天大楼、高铁等等奇观对应。

《中国好声音》说明了当下的音乐处境。网络时代，实体唱片卖不出去，数字音乐的收益只有微小的部分会落到创作者的手里。唱片、原创，都不被期待，人们的聆听习惯也改变了，听歌的主要场所是夜总会和酒吧。《好声音》及各种选秀节目选手的选曲、装扮、歌唱方式都在说明他们的来历以及当下音乐的展示场所。歌手的心态被破坏了，听众的耳朵也听坏了，经常在选秀节目当评委的高晓松说，评委当多了，听觉和感觉同时下降。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音乐（文学，或者别的艺术）没那么重要了，好或坏区别甚微，不实用的歌，不能在KTV唱，不能在微博上当作调侃时的共同话题，存在感都岌岌可危。网络改变的不仅是音乐的形式、获得收益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人们接受的方式。

梁博在《中国好声音》的夺冠，说明这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 更受欢迎的时代。城市生活的压迫，微博和各种社交网络对人们的处世、表达永无休止的督查、纠偏，让“普通人先生”、“普通人小姐”成为人群的主流，不偏不倚、能力平均、性格中庸，爱和恨都不太强烈的人，成为每个人的人格模板，尽管他们随后又感到怅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