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志天 在大脑里写诗
他是把牢底坐穿的越南诗人,在牢狱里,没有纸和笔,他就在大脑里作诗。他对于刺破幻象极为在意,有时他的文字也会过于直露,乃至失去自制力而变得形同咒骂。
他是把牢底坐穿的越南诗人,在牢狱里,没有纸和笔,他就在大脑里作诗。他对于刺破幻象极为在意,有时他的文字也会过于直露,乃至失去自制力而变得形同咒骂
他的目标原本是法国大使馆。他自小学法文,读法国小说,他特意选择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这一天行事。他的那封信也是用法文写的,但法使馆的森严戒备令他无功而返,两天后,他冲进了英国驻越南大使馆。
他掀翻桌子,推倒试图拦住他的越南雇员,“他疯了!”他们叫道。旁边屋子里一个英国女孩正在梳妆,他对她喊:“我要见大使!别害怕,我是本分的人。”女孩吓得把梳子掉到了地上。他闯入另一间屋子,3个英国人赶来,将那些越南人锁在门外。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然后请求他们把自己的“重要文件”——400首诗歌的手稿送往西方。英国外交官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拒绝他在此避难,于是20年内,他第三次被投入河内的监狱。
这是1979年7月16日,越南统一的3年后。
他们流放了他
40年前,阮志天出生在河内一个中产家庭,他是家里最小最受宠的孩子,这意味着他可以把大量时间花在游泳、拳击、读小说和写爱情诗上。他立志成为一名作家,22岁时,他在一首诗里描述自己的梦想:他想要认识武松与关云长;想要当一名火枪手,与阿多斯成为朋友;他想要穿越北美大草原,与杰克·伦敦一起打猎……“诗歌在越南文学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直到19世纪末,甚至在20世纪初,很可能95%的越南文学作品都是诗歌。”他诗作的英译者阮玉碧对《纽约时报》说。
1960年,阮志天从河内文学院毕业,代替一位生病的朋友教授高中历史课。他讲的是越南“八月革命”部分,官方教科书写道:“英雄的苏军打败了日本法西斯,迫使他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在这样绝佳的历史条件下,八月革命只流了较少的血便迅速成功了。”他告诉学生:让日本人最终投降的,不是在东北的俄国人,而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
这让他在越南成了政治犯,被判刑3年半苦役。获释后他成了一名泥水匠,然而很快又因为创作“反革命”诗歌被抓,这次他在监狱里待了12年。这一期间,他在狱中创作了400首左右的诗歌,《经济学人》描述他创作的方法:在安静的夜里,他重温每一首诗歌,用好几天的时间修改,然后归档,如若不满,就将其删除——狱中并无纸笔,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脑海中完成的。
他说,他的诗歌并非诗歌,“他们只是生活的啜泣声/是暗牢的门开了又合上的声音/是两片干枯肺叶的咳嗽声/是泥土落下埋葬梦想的声音/是掘尸锄头翻动回忆的声音/是凄冷夜里牙齿打战的声音/是空空如也胃里躁动的声音……”肺结核是他诗歌里的重要意象——这是他很小就患上的疾病,在长期的关押中击垮了他的身体。在另一首诗里,他写道:“我的诗里没有美好的事物/它是高速公路上的抢劫,压迫,还有结核病人咳出的血/我的诗里也没有贵气的事物/它是死亡,流汗,还有来福枪的枪托……”
他的大量诗歌与政治有关,伯特兰·罗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罗素法庭”,“审判”美军在越战中犯下的罪行时,他作诗反对:“全世界敬你为哲人/但在政治上,你只是个新手/你吵吵闹闹为越共辩护/你说你究竟了解他们多少/来看看我们的国家/亲眼看看我们的奴隶制/看看我们数不尽的监狱……”1968年,西方左翼青年掀起反越战学潮,他又写诗加以嘲讽:“我能吃好几公斤粗糙的树薯/就像吃巧克力一样香甜/你们想知道为什么猪也不是我的对手吗/因为我呆在越共的监狱里……”
“他对于刺破幻象极为在意,在我看来,这正是越南文学的一大主题。”位于北加州的非营利法人“越南文学工程”(Viet Nam Literature Project)创始人Dan Duffy说。不过,有时他的文字也会过于直露,乃至彻底失掉自制而变得形同咒骂。“今天是5月19日/我想写一首诗去谴责他/但这诗却变得像他那样难闻……我忙其他事去了/让他见鬼去吧!”
在1970年的一首诗里,他描述了作家的境遇:“拳击手中的伟大者/不在意伤痛/他们把自己练成了没有感觉的沙袋/所以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冠军/作者和拳击手并无二致/他必须经历伤痛/对心灵的不可思议的重击/会激发出思路、灵感和激情。”
第二年,他写下《他们流放了我》:“他们把我流放丛林/希望我变成树薯的肥料/我却成了娴熟的猎人/带着蛇的智慧与犀牛的勇猛重新归来/他们把我沉入大洋/希望我长眠海底/我却成了深潜的高手/带着闪烁的珍珠跃出水面/他们把我按入污泥/希望我深陷其中/我却成了一位开矿者/带着最珍贵的矿物回到地上/它不是钻石,也不是黄金/不是制作女人配饰的那些玩意儿/而是制造原子弹的铀”。
目光一直朝向过去
1975年,西贡被共产党军队占领,越战结束,次年,南北越统一。为了给数千名被关押的南越官员腾出地方,1977年河内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包括阮志天。
他的父亲两年前中风过世,母亲7年前就去世了,因为丈夫被儿子牵连被迫退休,她不得不在路边摆摊。去世前,她给小儿子留了一套新衣服。重获自由的阮志天卖掉了这套衣服,换取过冬的粮食。他骑着破自行车递送物品挣点钱,其余时间则把自己关在8平米的屋子里,偷偷摸摸地把头脑里那几百首诗歌写下来。他是如此小心翼翼,以至于十多年后他到了美国,想要写一首诗,第一反应就是把窗帘拉下。
他知道这种自由难以持续。1979年2月,中越边境战争爆发,后来他说,他知道自己再次被捕的几率很大,也不确定自己能否熬过第三次监禁。他害怕他的作品会同自己一起死去,于是,他走向了英国大使馆。
他又被监禁了12年,前6年在火炉监狱,后6年在劳改营。他继续在头脑里写诗,当他听到监狱广播宣布苏联的国际空间站计划取得成功时,他写道:“将近六英尺(注:约1米83)高的人,他的体重还不到80磅(约72斤)/我想,我也有资格升入太空了吧……人们看到他白色的虚发,称他为老人/一个46岁的家伙,在牢里呆了20年/燃料:成千首悼词/发射台:百万个梦想/驾驶这座诗歌宇宙飞船的/是坚不可摧的自由女神。”
白天,他和其他囚犯一起开垦荒地,夜晚,他在自己的脑海里漫游。他看得到一个向姐姐学习法文的6岁男孩——那正是他自己,他闻得到河内夜市里茉莉花和热汤面的芳香,他仍然可以撒网捕鱼,看着拂晓带走漫天繁星。他最喜欢的一位狱友叫李白,他们常在一起小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然后懒懒地躺在树下,看着美人折柳凄然,又笑对旧识一般的芬芳桃李。
“他很早就知道他周围有多少幻象,不论是政权的谎言还是他的文学梦……而他培养出了一种独特的人性与现实感,帮他度过艰难时日。”Dan Duffy在邮件里对本刊说,“狱卒和其他狱友都视他为某种修炼者,无论他修炼的是道教还是禅宗。”
到了1988年,饥饿导致的身体状况恶化,阮志天失去了在头脑里作诗的能力,他只能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回忆上,回忆那些他过去9年创作的诗歌。他并不知道,9年前那3个英国人信守了承诺,他的诗歌被带出越南,并在海外的越南人社区里流传,最终于1984年由耶鲁大学翻译出版,取名《地狱之花》(Flowers of Hell),第二年,诗集获得了鹿特丹国际诗歌奖。他的遭遇也终于引起了国际人权组织的注意,在他们的游说和施压下,1991年,阮志天被释放,并在1995年获准前往美国。
和大多数流亡作家一样,他的目光一直朝向过去,他在美国出版了两本散文集,都是对狱中生活的回忆。最后他选择居住在加州橙县的小西贡——一个越南移民组成的社区。人们可以经常看见他在那里溜达,无论到哪里都戴着一顶浅顶软呢帽。
他终身未娶,“我想,是这孤独的一生塑造了他这个人。”他的朋友、人权活动家Doan Viet Hoat说。“他并不相信越共在这些年的变革,”Doan Viet Hoat告诉本刊记者,“尽管如此,他一直希望能够回到越南,终老于他祖辈安息的那个村庄。”
2012年10月2日,他在加州的一家医院里离开人世,另一位人权活动家Tran Phong Vu一直陪在他的身边,“他做好了迎接死神的准备。”直到去世前几天,他们还录了一期有线电视节目,评论越南时事。他吃了最后一顿越南美托(My Tho)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