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迫害与写作——写作史小考

写作者：迫害的主要对象之一

迫害古已有之。所谓迫害，是指个体由于强势者——无论是来自国家，还是来自政治、宗教及其他社会团体或势力——带有针对性的暴力或潜暴力行为，致使生命、财产、名誉等遭到侵犯、损害和剥夺的情形。集体迫害实质上是对个体迫害的集合。这里强调受迫害的个人性，目的在于防止将生命抽象化、符号化。事实上，在历史叙述中，许多集体迫害事件，倘若有幸不曾遭到抹杀和窜改，众多鲜血淋漓的生命，也往往被简化为寥寥几组数字，失去原来的可感性。

集体迫害主要有宗教迫害和政治迫害两种。至中世纪，宗教迫害进入极盛时期，宗教裁判所是著名的。近世以降，政治代替宗教成为主角。在崛起的民族国家里，只要沿袭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是其中的一种现代形态——的政治体制，集体迫害事件就不会绝迹，甚至有增无已。20世纪苏联的肃反和纳粹德国的反犹，论规模性和暴虐性，足以使宗教裁判所迫害异端的故事相形见绌。

除了种族清洗，在社会群体中，具有知识分子意识的写作者由来是政治迫害的主要对象之一。从西方到东方，这是对女巫、癫僧、史官的历史性迫害的一种延续和扩大。这些人是天生的异议者，统一意识形态的敌人，他们不但可以作为忠实的记录者为历史作证，而且可以作为预言家和鼓动家，影响社会舆情。为了维护固有的政治格局，统治者势必通过各种手段迫害他们，以期剪除这根社会的大舌头。

在专制——所谓“开明专制”也是专制——政体之下，写作者面临三种选择：一、跟随权杖起舞，颂圣成为主流；二、逃避现实，顾左右而言他，最常见是风花雪月，娱乐化，形式主义。这两种选择，其实在骨子里是一致的，就是私人利益至上，拒绝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对他们来说，写作当然是最稳当的买卖。另有一种选择，就是直面现实，干预社会，抨击专制体制，反抗权势集团。但这样，写作便成了一种冒险的职业，轻则失去自由，禁止发表作品，遭到监视、囚禁、流放，重则失去生命。

迫害与写作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两者的博弈一直在进行。

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

写作是需要余裕的，不但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而且要有相对安全、宁静的环境。正如苏联作家扎米亚京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所说：“要一个作家置身于一年比一年厉害的有组织的迫害气氛中，从事创作是不可能的。”这里仅就一般文学写作而言，思想性论著还不包括在内。

在苏联，只要“倾向性”被认为出了问题，就随时有被剥夺写作机会的可能。真正的作家视写作为生命，正如扎米亚京所说，写作机会一旦被剥夺，则无异于面临死刑。

在出版被严格统一控制的情况下，意欲突破查禁的罗网而坚持写作，对于作家的勇气、意志和智慧，无疑是一种考验。

对异见者的迫害，在帝俄时代是有传统的，但是，人们无法预料，十月革命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迫害竟致于变本加厉。1922年，“哲学船事件”发生震惊世界。在这一驱逐事件中离境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境外出版了一批论著和回忆录，评述苏维埃政权下的人民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境遇，总算保存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在此期间，高尔基主编的《新文化报》发表了在当局看来十分不合时宜的系列时评，结果被“动员”到国外疗养，且一去长达十二年，实际上让他噤声。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为了利用他的声誉，尊之为苏联作协主席，带头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打造了一批粉饰性的文学作品。

苏联当局掩盖了所有这些事实，几十年间，国内对“哲学船事件”一无所知，包括高尔基的时评《不合时宜的思想》成为禁书。相关的档案材料和文稿，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得以公开面世。

1957年11月，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意大利出版小说《日瓦戈医生》，次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苏联《文学报》认为授奖是西方的“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小说也被《真理报》等指为“反革命、反人民、反艺术”的作品。鉴于作者的“背叛行为”，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他的会籍，团中央书记骂他是“一头弄脏自己食槽的猪”。帕斯捷尔纳克被迫作出检讨，拒绝接受诺奖，从此郁郁以终。1929年，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同样在国外出版，遭到批判后退出苏联作协，被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开除。如果不是高尔基施以援手，让他及时离境，结果将不堪设想。二三十年代，许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家先后遭到镇压，其中有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巴别尔等；或者以自杀结束生命，如茨维塔耶娃。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作协，上了“黑名单”。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扎鲍洛茨基等人的戏剧、小说和诗作都被禁止上演和出版，甚至被目为“敌人”送至劳改营。在苏联，严厉的政治文化政策及出版制度窒息了思想，扼杀了独立、自由的写作。

大半个世纪的“苏联文学”，基本上是由政治局、宣传部和作协机关主导下形成的，是配合官方政治的奴隶主义的产物。

但是，苏联在气候最为肃杀的时期，仍然有人坚持严肃、真实的写作，如利季娅。她在1939年至1940年，即写出反映1937年肃反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一个母亲失去独子的故事。

关于这个小说，利季娅说：“像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那样的人太多了，几百万，但生活在不允许人民阅读所有文件和文学的时代，几十年的真正历史被篡改的时代，他们只能根据个人经历独立思考……多年来我只有一份手稿，用紫墨水写在中学生厚笔记本上。我不能藏在家里，三次搜查和没收全部财产的经历记忆犹新。朋友帮我收藏笔记本，如果从他家里搜出，他会被五马分尸。”她最终没有因为自我保护的需要而搁笔。

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于1956年自杀，在遗书中，他这样描述苏联文学界的状况：“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以想到。”据统计，从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到1954年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二十年间，受到迫害的作家至少达二千人以上。剩下的是哪些人呢？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有一个震动一时的讲话，他尖锐地指出，苏联作协全体成员中有一大批“死灵魂”；至于作品，除了极少数富于才智者外，都是“垃圾”。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思想文化界进入所谓的“解冻”时期，其实为时十分短暂。由于政治体制并未出现根本性的改革，所谓“思想解放”是有限度的，依附这个体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