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琛 从病人到公益使者

2010年基金会直接资助583万，帮助了286个患者。今年前9个月已经以600万的资金帮助了305个患者，“今年肯定能超过一千万，直接资助的患者大约每天一个”

2011年的某次晚宴，刘正琛当时的女友突发感慨：

“正琛的人生简直是充满狗血啊！”

一桌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刘正琛说：“其实她要是说‘戏剧化’，大家应该就能明白了。”

时光流转回2001年12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研二学生刘正琛正按部就班进行他的学业。他已开始着手准备托福考试，不出意外的话，等待他和他的同学的，是银行白领或商界精英的未来。在刘的自传的序言中他的老师——著名学者张维迎教授写道：

临近学期末的一天，当我走进教室准备上课时，突然发现通常属于他的那个座位被另一位同学占据了，我扫视整个教室，没有看到他的身影。要知道，他是从来不缺课的，今天没有来上课，一定有什么特殊的、不可抗拒的原因。

2012年立冬前两天，北京迎来下半年的初雪。在北京西边一个写字楼里，记者见到了34岁的刘正琛。两个月前他参加了自己发起的“爱光头行动”——一个通过剃光头对白血病患者表示支持的公益行动，因此他的圆寸新发型略微突破了以往的长发阳光帅哥形象，显得拙朴憨厚。

他没能跟他的同学一样当上金融街钢筋森林里的白领。在这里，作为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20个比他小不了几岁的年轻人半开玩笑地称他“领导”，虽然他更喜欢他们直呼其名。

10年来，4粒小药丸是他每天早上的必修课。这门课还将继续，这样能保证他能健康地活下去。

狗血的人生剧情还要还原到10年前。当张维迎教授注意到他的学生缺席时，刘正琛正接到他的人生宣判：5年，他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医生宣布他还有5年时间。

他的父亲被迫从体制内提前退休当起律师，按刘正琛的说法，“做生意”去了。他希望挣更多的钱来维持儿子的健康。但很幸运的是，刘正琛很快得到国外一家医药公司的免费赠药，直到现在。而父亲的生意竟也日渐兴隆，前两年“做成了几单挺顺的案子”，给他买了辆车，他在上海的弟弟则收到了父亲的赠房。在2001年12月，因为白血病，一家人的生活没有照原先的轨迹延续，但现在的一切应该让他们更满意。

“现在的一切，我在10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刘正琛说，每次他穿过办公室那些格子间走向会议室时，心里都有点惶恐：怎么就带了这么一大帮人来做事，每个月工资就得10万块钱……

在2008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正琛与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同机，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得以顺利注册，此前的6年，基金会的前身——北大阳光志愿者协会一直以学生社团的形式存在。

在医生宣判后的那5年里，刘正琛顾不得自怨自艾，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间骨髓库，希望以此帮到更多的白血病患者。刘的一位前同事说，“在那8年里头，有无数很聪明的人，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他、拥戴他，跟他一起做事，最后又离他而去。”他精力旺盛，事必躬亲，充满浪漫主义情怀。

2006年，他的得力助手，阳光志愿者协会执行长杨仿仿离开了他。那是个有着国际视野和出色能力的年轻人，3年前刘正琛说服他辞掉年薪50万人民币的海外工作，加入到阳光志愿者协会。

“当时我们有一种浪漫主义思维，做成中国最大的什么……要有划时代的贡献，我们就出一本自传也可能卖个几百万本，赚个几千万！”刘正琛反思，那时候“整个人的思维方式就不是做公益”，他承认自己的“忽悠”给了别人不当的预期。

工作人员的频繁变动在社团时代几乎是家常便饭。最糟糕时，社团里只剩他一个人。他并不着急，痛定思痛过后重振旗鼓。他常被人指责放权不够，审慎过度，甚至优柔寡断，因此错过了一些让社团快速壮大的机会，却也避免了名誉扫地的危险。

“一个大国企曾跟我们谈过一笔100百万赞助，但是那个国企内部人员要30万的回扣，问我要不要。我问我父亲、舅舅，他们都说可以啊，这是企业内部潜规则。但是我还是觉得决定不了，犹豫了两个月，直到最后黄了，我也如释重负。过了两三年之后，就觉得这种事情就不能沾了，一旦曝光对公益组织的声誉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春去秋来，5年大限在不知觉中来临，刘正琛却身体状况良好，他只觉得自己是“幸运”。但此时他却面临离开校园的沮丧。原本他已考上硕博连读，但在他硕士延期4年毕业后，老师们劝他不要再继续学业。“我很难过，还挺想继续待在校园里面。这么多年之后觉得没读博士挺庆幸的，因为和我后来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他依旧“不靠谱”，最近两个月误了两次飞机。“现在还是学习阶段，学习，反省，痛苦地改变自己。”他说。离开校园，尤其在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成功注册后，刘正琛的慈善事业增长很快。2010年基金会直接资助583万，帮助了286个患者。今年前9个月已经以600万的资金帮助了305个患者，“今年肯定能超过1000万，直接资助的患者大约每天一个。”

人物周刊：我想知道拒绝掉100万的捐助，是出于公共组织对名誉的爱护还是出于你个人的做事原则？

刘正琛：我听了哈佛公开课，知道有边沁和康德两种不同看事情的方式。边沁会从功利主义，会从结果来看，评估结果；康德是觉得有些问题就是不能做，而不是说它有益无益。我也认为对于公益组织的原则是，有负面感觉的东西干脆就不沾，也不用费脑子做评估讨论。

后来一位前辈也说，你的团队里面有行贿的先例，那就会成为一种文化。如果项目没拿下来，就会觉得是没给够钱，这些事情都是上不了台面的。这种事传出去，别人也会觉得这个机构不诚实，好多事情也没法说了。

人物周刊：说说那5年是怎么过来的？

刘正琛：一开始肯定是不甘心，过了一两年之后自己恢复得比较好。医生05、06年的时候也说恢复得比较好，可以长期生存。检查身体各项指标都不错，也就慢慢觉得不止5年。

过了5年，就觉得再有5年还是不够啊，最好是活到80岁。后来心理上也想通了，自己做到最好就好。02年到现在，看到各种意外，有的病友离开，有的患者做移植去世，有的自杀了。人生充满无常。很多事情是我们控制不住的，反正愁也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还不如想办法让自己开心一点，忙一点，做点更有意义的事。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你们的价值观宣言是从圣经中摘录的一段话，你的信仰对你做的事有怎样的影响？

刘正琛：我是因为04年的时候，当时女朋友全家都信教，我就跟她一起去教堂。在06年仿仿走了之后，当时看到圣经有句话说，要爱自己的仇敌，不要去恨，不要去报复。当我试着那么做，我不可以爱他，但是我不恨他。当我不恨他首先受益的是我自己，所以我最先是通过这种体验式接触，再往后越来越发现从小到大我做人这方面确实是有问题的。

后来我就想起圣经里，耶稣说为什么你们只能看到弟兄眼睛里有刺，没看到自己眼睛里有梁木。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眼中的梁木除去，然后再除去弟兄眼中的刺。这个时代大家也不指望自己的领导是个没有缺点的圣人。从那之后再发现同事有问题我有问题的时候，我肯定先把自己的问题给改好了，然后再去帮同事来改问题。

人物周刊：你说自己在大学前一直是个“功利主义者”，后来变成一个慈善事业的行动者，你的动力是什么？

刘正琛：好像是觉得，我应该做。两件事：念高中时有一次骑自行车左转弯，然后有一个卡车右转弯，面对面驶过来，当时大脑几乎空白了，我的肩膀把那卡车的反光镜给碰掉了，所以距离可能就那么一点点。另一个事就是得白血病，这几乎是一个不太可能活下来的病。去年我去美国参加美国血液学会的会议，我跟1960年发现这种染色体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还有发明治疗药物的医生合影，就觉得这真是一件挺奇妙的事情。

后来有时候就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吧，来到这个世上。可能上天给我的使命就是这个。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回顾这10年来的历程，我的改变是很多的，比如我的人际交往圈，还有大家对我的认可，还有我自己的整个状态，比10年以前都好了很多。我觉得这个事业能让我更好。

人物周刊：听说你在这里是不给自己发工资的，生活何以为继？

刘正琛：个人的收入，在这里原来是一个月3000块钱的税后收入。今年11月份，人员工资超了，所以我还把我的工资停了。但我有一些其他收入，我从去年开始帮北京市民政局做研究课题，关于慈善公益组织的全面质量管理，这有一些研究经费。

还有去年一是南都基金会给年轻的公益组织负责人资助，每年10万块钱，6成个人工资，4成学习培训。这些加起来跟我之前那些同学比起来，可能也不会差太多？

人物周刊：你觉得10年之后，看自己跟其他人，活着的状态有何不同？

刘正琛：我后来看稻盛和夫的书，他说人生的意义在于提升自己的灵魂，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比来的时候更好。这些我会更容易理解。比如这个人生意义。还有比如慈善是恒久忍耐与恩赐，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我觉得圣经、佛教里的很多东西，我会更容易接受一些。但是别的人，他没经历过生死的界限，没有在悬崖上走很久的话，他很难体会到。

人物周刊：从最初决定成立阳光志愿者组织到现在，你的想法和人的状态好像也改变了很多。

刘正琛：我亲戚曾经看过我的书跟我说，你希望将来也做成像台湾慈济那样，有自己的医院，自己的大学，能帮助很多人，助人的愿望挺好的，但是我能看到你有一种欲望在里面。欲望大了，超过自己能力就会焦虑，整个情绪和人际关系都会不好。所以这几年我真的是不断反省。我其实也意识到前几年写的那些文字，特别慷慨激昂，特别豪情壮志，我觉得我现在写不出来，那是我水平下降了，还是那未必就是一种很好的做公益的状态？

反省结论就是，我们要有个好的目标，好像王阳明先生所说，一个人是不是圣贤，不是他的多少决定的，而是他内心的纯度决定的。就好像炼金，很重的一块，各种杂质都有，那就是一块废铁，杂质去除掉你就是一块纯金。我们做公益，做好是第一位的，规模是第二位的，所以当没有规模这种压力，现在会放松很多。

人物周刊：说到慈善不能不提陈光标，你对他怎么看？

刘正琛：我觉得做慈善做公益，肯定是要引起公众的关注，所以我们才做这种推光头的行动，好玩，温暖，又有点叛逆，能够吸引眼球。过去，写项目计划书是公益组织之间的一种竞争，但是要引起公众关注，那就要跟一些娱乐新闻社会新闻去抢眼球。

其实我觉得陈光标给很多的公益组织提了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没有很多人关注，但是陈光标只要做一个事，媒体就会关注他。

我觉得我比较认同慈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行为方式。我也跟很多朋友聊过，有些人包括陈光标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接受他帮助的人不感恩他？他会把问题归结为受助者的素质。如果对照那段话，你会发现我们做公益，首先就不应该求别人的感谢。更深层就是康德的想法，他比较极端：你因为同情心去帮助别人也是不对的，你帮助别人惟一的理由是这件事是正当的，所以就去做了。

某种意义上我们还要感谢受助者，可能因为某种幸运，我们有了帮助别人的一种资源，但是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第二，患者能把病治好，钱只是一个方面，医生也是一方面，很多因素在一块我们能看到患者好了，这个结果绝对不只是因为我们。因为患者有很好的结果，我们也受到一个正向激励，去继续做好。所以我觉得如果做慈善是为了得到表扬，他会越来越失望的，因为媒体不可能一直去关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