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科学》】科研人才流动大调查

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才流动的大趋势是，科学家总会跟随研究经费迁移——不过这种模式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

华裔神经科学家詹裕农（Yuh Nung Jan）和叶公杼（Lily Jan）是一对夫妇，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有一个实验室。他们已经在那里呆了30多年——这么长的时间足以看清科学界的人才分布形式。20世纪80年代初，詹氏夫妇刚开始招募雇员的时候，他们主要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最初11位雇员中有9位都是美国人。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詹氏夫妇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进海外人才了，其实他们自己也是20世纪60年代从中国台湾来到美国的。如今，他们的实验室有16位中国大陆的科学家、12位美国科学家和2位韩国科学家，加拿大、印度、新加坡、中国台湾、土耳其和德国的科研人员则各有一位。华裔科学家数量占压倒性优势。

詹氏夫妇的经历并非个案。“在大多数一流大学里，研究生和博士后常常来自五花八门的国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詹裕农说。比如，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数据，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物理学、工程学、数学和计算机方面的博士学位大约有1/4颁发给了非美国籍学者；而到2010年，非美国籍学者的比例超过了50%。在生命科学领域，外籍学者的比例从不到20%上升到了30%。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

不过，暂时抛开数据不谈，《自然》杂志曾对全球2300位读者进行调查，并与专家进行了交流，试图弄清楚科学人才流动的深层趋势，他们到底为什么流动，流动趋势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个问题关乎全球的科技形势走向，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前景也很重要，因为许多国家都希望加强或保护本国的科研人才实力。

得益于对待外国科学家的开放态度，英、美等国的科研系统硕果累累，这种说法虽然很难证实，但似乎很有道理。对詹氏夫妇而言，也是如此，2012年，他们因在分子神经生物学上的贡献共同获得了奖金50万美元的格鲁伯奖（Gruber prize）。他们觉得外国研究者在带来科学贡献的同时，也丰富了实验室的文化氛围。从全球人才库中吸取养料，或许也能帮助美国弥补本国科教系统的缺陷。

不过，有的国家担心本国的顶尖科学家正在外流。2010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布鲁斯·温伯格（Bruce Weinberg）做了一项研究，纵观全球，从1981年到2003年，最杰出的科学家中每8位就有一位出生在发展中国家，可是此后，这些科学家中有80%迁移去了发达国家（通常是美国）。印度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研究国际人才流动的经济学家比诺德·卡德拉（Binod Khadria）表示，印度的人才流失了，“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都留在了国外”。

这告诉我们，科学研究一直是全球性的，而现在，科学领域更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市场，那些研究系统资金充裕、充满活力的国家在这个市场上占了上风。“知识和科研工作实际上是无国界的，”美国纽约国际教育学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研究国际学生流动的拉伊卡·班达里（Rajika Bhandari）说“，科研人员会向资金和设备更有优势的地方转移。”

美国是首选

不过，全球人才流动的大局尚不明朗。在登记出入境人员时，许多国家把科学家和其他“高技术移民”归为一类，各国的记录也不尽相同。“更让人沮丧的是，我们没法用同样的方法追踪人才在各国之间的流动。”美国亚特兰大佐治亚州立大学研究经济学和科学的葆拉·斯蒂芬（Paula Stephan）说，“我们对许多科学家团体进行过小范围研究，但没有全球人才的数据。”

说到“迁移”和“流动”，人们常常会把永久性的移居和短期（6个月的学术访问或是两周的旅行，科学家可以借此在另一个国家建立自己的研究网络，而不必真正地移民过去）弄混。“人才流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很少留意其间的差别。”荷兰恩斯赫德屯特大学社会学家格瑞特·劳德尔（Grit Laudel）说。

斯蒂芬参加了一项研究，试图打破这个谜局：2012年12月《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将发表一份“全球科学”（GlobSci）调查报告，调查涉及4个领域（生物学、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材料学）内16个国家17000位研究者的迁移。他们表示，这是“对许多国家人才流动情况的首次系统性研究”。

数据显示，各国之间，外籍科学家的比例（见“外籍科研人员比例”）和离开祖国的科学家比例（见“走向全球”），都有很大差别。美国的确很开放：截至2011年，在美国工作、学习的受访者中，38%来自海外，而且，几乎每个国家的科学家首选移居地都是美国。不过，从比例上说，瑞士、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外籍科学家都比美国多，其中瑞士的外籍科学家比例最高，达到了57%。印度的外籍科学家比例最低，其次是意大利和日本。而且，印度也是科学家流失比例最大的国家，40%的印度科学家在海外工作。日本和美国的科学家离开本国的比例则最小（本次调查不包括中国）。

科究人员所处的职业阶段，也会影响科学家的流动。“全球科学”调查报告的另一位作者基娅拉·弗兰索尼（Chiara Franzoni）在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Milan Polytechnic）研究科学和创新，她对该调查的数据作了分析（未公开发表），结果显示，博士后中，外籍人员比例远高于教授（见“年轻人流动性更强”）。比如说，美国有61%的博士后来自海外，但是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中只有35%的外籍人员。

《自然》对读者进行迁移意向和经历调查时也发现了相似的情况。比起更年长的科学家，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离开祖国的可能性大得多——他们对国际移民的态度也更开放，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职业道路尚未确定，也没有社会关系和家庭的束缚。对于是否考虑移居国外这个问题，拿到博士学位不到2年的受访者中只有10%的人回答“不感兴趣”，而拿到博士学位16年以上的人中有40%这样回答。

“从政策角度来说，如果你想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那就该把目标对准年轻人，因为他们流动的可能性更大。”捷克查理大学研究科学与创新的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高尔（Patrick Gaule）说。1993-2007年，他曾追踪过美国大学里2000位高级外籍化学家的流动。他估计，这些人中只有9%会选择回国，35至45岁的人回国的可能性，比50岁以上的人高7倍。

迁移的驱动力

决策者们渴望吸引外籍科学家，阻止本国人才流失，他们最想知道，是什么诱惑着科学家们跨越国界。

“全球科学”调查显示，对移民者来说，两个因素最重要：更好的职业前景和杰出的研究团队。国外机构的优势也很重要，接下来是生活质量和其他个人原因。不过，对那些曾经迁移过又返回祖国的人来说，个人和家庭方面的因素影响最大。

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一个国家越富裕就越容易吸引到研究者。国内生产总值和工资水平是硬指标，不过魅力不光来自这两项，还有由此带来的更好的事业发展机会和更先进的研究设备。

不过，财富并不意味着一切：科学家寻求资金和晋升机会时，也很看重科研体系是否灵活、有活力和竞争力，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科技政策的基隆·弗拉纳根（Kieron Flanagan）表示，以日本和意大利为例，这些国家都很富裕，吸引的外国人才却不多，因为他们的制度相对比较僵化。“在那些地方很难找到工作，”弗拉纳根说，“而有工作的人也很难被淘汰。”

劳德尔说，僵化的系统也能阻止本国科学家移民国外，比如德国和荷兰鼓励年轻科学家到国外去，可是这些人去了以后很快就回来了。“人们告诉我，‘一定要回德国去，不然就没有位置了，如果你回来晚了，就再也没法融入那套职业体系了。”

日本东京国家政策研究院的科技政策专家角南笃（Atsushi Sunami）指出，日本科研的封闭性还有另一个原因——文化。“每当我们询问外国研究者对日常研究活动有什么意见，他们总是说工作还好，但要适应实验室外面的社会就太难了”。从某些方面来说，科学家在考虑移民的时候和其他移民者没什么两样，他们考虑的因素不仅有工资和职业前景，还有生活质量、孩子上学和配偶工作等其他方面，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欧洲科学家流动的路易丝·阿克斯（Louise Ackers）说。

政府可以尝试通过移民政策和公费考察等方式吸引人才。比如欧洲一直有鼓励科学家在欧洲多国研究区域内考察交流的项目。班达里说，近期“中国和韩国在这方面深思熟虑，出台了很好的激励政策，也提供了不少机会，鼓励留学生回国，比印度之类的国家做得好”。而在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曾表示愿意为高技术人才提供更多签证。

不过，资金充沛、富有活力的科研体系似乎仍是最有诱惑力的因素。虽然在“9·11”后，美国对签证把关更为严格，却丝毫没有削减理科学生对美国的热情。“人们担心留学生数量会直线下降，可是据统计数据，登记入学的留学生只减少了2%，”班达里说，“到2006年，留学生数量又发生了反弹。”

中国缺乏吸引力

美国政策专家心里一直有个疑问：美国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还能保持多久？去美国留学的理科博士生大多来自中国，田纳西州橡树岭科学与教育研究所的麦克·芬恩（Mike Finn）的一项研究表明，目前这些留学生大多数留在了美国。芬恩对一批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科学家进行了调查，发现5年之后，有89%的人仍在美国。

高薪也许是最大诱惑。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的罗伯特·泽哈默（Robert Zeithammer）调查了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近300名中国籍理科学生，询问他们对两国工作机会的看法。“目前中国的博士生更愿意留在美国，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薪水高得多，而不是内心深处希望留下，”他总结说。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科学基础建设也在不断完善，这样的情况可能发生变化。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的曹聪（Cong Cao）指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过去几年中，中国留学生回国率出现了小幅上涨（虽然这个数据并不单指科学家）。不过芬恩表示，总体来看美国的外国留学生居留率并未出现下降的趋势。他指出，过去几十年中，表示毕业后“计划留在美国”的海外留学生比例一直在上升。

中国的吸引力对非中国籍的科学家来说还不强。《自然》杂志在调查中（受访者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问研究者，“你觉得2020年哪个国家会在你所在的研究领域领导世界？”生物学与物理学领域超过60%的受访者将中国列为选项之一。不过，只有8%的人表示他们打算移居中国——他们更愿意去美国、欧洲、加拿大或是澳大利亚（见“科学家往哪迁”）。受访者表示，出于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对外国研究者的吸引力不大（见“迁移评估”），虽然他们对中国科研的未来寄以厚望。

纽约汤姆森·路透研究评估机构的主管乔纳森·亚当斯（Jonathan Adams）指出，这种反差非常危险。他说，如果欧美的科研人员不肯把大把时间花在中国，那即便中国在科学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他们也很难了解到中国的科研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全球趋势

研究科学人才流动的学者指出，不应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国与国之间的争斗，中国获取更多人才并不意味着美国就会损失人才。比起“人才流入”和“人才流失”这样的措辞，他们更喜欢说“人才流通”，科学家在各国进进出出，大家都会从这样的国际化合作中受益。“当然，一段时期内对美国的科技的确会有所影响，但这样的交流会使其他国家产生前沿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将从中受益，”弗拉纳根说，“关键是要建立足够强大的科学基础，与全球化、流通化的科学世界互动。”

荷兰爱思唯尔出版社（Elsevier）的研究人员通过追踪科学家的通讯地址，统计科研人员的迁移，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对各国来说，早期研究结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科学家十分“好动”，他们在一个国家停留的时间从不超过两年。利物浦大学的阿克斯补充了一些证据，其中包括对欧洲玛丽·居里奖学金获得者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短期、频繁的科研访问正在成为长期访问的重要补充。

阿克斯表示，随着互联网让远距离合作变得更加容易，每周或每月的学术访问能取得的效果并不比停留半年差。“从前科研人员迁移，是从一个国家永久地移居到另一个国家，这样的观念太过时了，”她补充道，以后人们居住在一个国家但同时在两三个国家工作的情况将更加普遍。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问题在于研究人员得在一个地方停留多久才能达到最有效的合作——不同学科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不过，全球化之路还很漫长：能在全球各个顶尖实验室进进出出的科学家寥若晨星。而对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人才流通”似乎远未达到，卡德拉表示。对他而言，印度的人才流失仍十分严峻。“回来的并不是一线的科学家，他们总是在有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基本结束后才归国，”卡德拉说。

科学正在越来越国际化，但除非竞争对手大幅增加科研和设备资金，否则的话，那些已经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国家显然能给科学家提供更多机会。

理查德·范·诺登是《自然》杂志驻伦敦记者。本文原文刊载于nature，VOL 490，466-468，25 OCTOBER 2012，《环球科学》是nature杂志在中国的首个版权合作伙伴。

供稿：《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环球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