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文革”时期的自杀与离婚

一般说来，自杀，是一种坏现象。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自杀者的多寡，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评价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尺度。自杀者多、自杀率高，意味着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着很严重的问题。中国似乎从未公布过年自杀率，有无这方面的统计，亦不得而知。但国际上有对中国年自杀率的估计。通常认为，世界平均年自杀率是10人/10万，中国的年自杀率是23人/10万，是世界平均数的2.3倍。由于中国的自杀率是国际上代为统计的，可能不太准确。但中国的自杀率高于世界平均数，则是确定无疑的。

离婚，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可就不能一概而论了。离婚，有时候是悲剧，有时候是喜剧，有时候是正剧。自杀率，可以说愈低愈好。离婚率却不能如是观。离婚率太高，当然说明社会在某个方面不太“正常”。但离婚率太低，却非但不能说明社会的“文明”、“进步”，相反，倒是意味着社会的野蛮。自杀率，是难以通过强制的手段控制的。一个人执意要死，任何铁则钢规也管不住。但离婚是一种法律行为。国家完全可以把离婚率控制在最低限度，甚至让离婚率为零，也不难做到。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的离婚率是极低的，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的家庭比这些国家幸福得多。

自杀和离婚，是两件事。但有时又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的“文革”时期，自杀率和离婚率，就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本就是自杀率较高的国家，“文革”时期的自杀率，就更高了。自杀，原因虽然多样，但通常与政治无关。而“文革”时期，迫使人们自杀的，除了通常的原因外，还有政治性原因。政治性自杀，是“文革”时期的常见现象。邓拓、田家英、老舍、傅雷夫妇，都是不堪迫害而自尽的。我们知道的“文革”期间自杀的各界名人，就多不胜数，但这也只是那时期政治性自杀总数的冰山一角。由于政治迫害并不只针对名人，普通人同样遭受着残酷的迫害，因此也同样会含冤而自杀。在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普通人的政治性自杀，不会引起关注，死得无声无息，亲人们恐怕连哭都不敢出声。这样的因政治性迫害自杀而死的普通人，“文革”期间有多少，其实也是应该认真统计的。现在统计还来得及，再晚，可就难了。但这些话说了也是白说。总之，这个数字肯定是很惊人的。

政治性自杀者，再加上通常原因的自杀者，“文革”期间的自杀率，应该远高于其他时期。而与此相反，“文革”时期的离婚率，却低得惊人，低得让不了解那时代的人目瞪口呆。

上海的“文革”研究专家金大陆先生所著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有对这时期上海离婚情况的介绍分析。金先生在细致地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后，对那十年间上海各区每年离婚的夫妻有多少“对”，都有准确的说明。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本是十里洋场、东方魔都、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有着上千万人口的上海，离婚的夫妻总对数，是6489对[1]。十年按3650天算，那这十年间，上海平均每天只有不到1.8对夫妻离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样的离婚率是“骇人听闻”的。这还是上海。在偏远些的地区，在农村，离婚率就更低了。

如果有人以“文革”期间离婚率奇低为由来赞美“文革”，来歌颂“文革”时期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安定，那就要么是无知，要么是良心叫狗吃了。这样的人，还真有。金大陆先生在介绍了“文革”时期上海的离婚情形后，悲愤地说：“此中难道真的漫溢着一片晶莹剔透、圣洁如玉的情感吗？难道真的存在着一个莺歌燕舞、和谐美满的乌托邦吗？——此中存在着的是一座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圭臬的‘社会伦理裁判所'！”[2]“文革”期间的离婚率低，不是因为人们不愿离，而是因为国家政权不准离。通常的离婚原因，在“文革”期间都不被认可，都不成其为原因。没有爱情、感情破裂，这在今天是最常见的离婚理由或借口，因为这样的理由或借口最能被认可。而在“文革”期间，这恰恰是最不能被认可的理由，是最说不出口的借口。那是一个总体性社会，那更是一个政治全能的社会。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一切问题都关乎政治思想、政治觉悟、政治立场。结婚是如此，离婚也是如此。既然结婚了，为什么要离婚呢？想离婚，说明思想出了问题，说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想离婚，更说明对现实的不满。而“对现实不满”，那可是很大的政治罪名。一个人“无缘无故”地要离婚，就是蓄意以此种方式给社会主义抹黑。金大陆先生说：“进入‘文革'运动后，尤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l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