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韩德强现象”并不难

“极左势力”与“民族主义”结盟，成为新时期的新特色

没有比街头的公共行动更能检验一个社会的公众道德水平和公共治理状况了。如果要给这次保钓游行中的公共表现评分，我不知道该放在哪个分数段。不过，我知道，对其间发生的毁物伤人事件，该是有法律伺候的。同时，在司法以外，做一些文化和政治的分析，也有必要。当我想到这里时，思路就堵在“韩德强现象”上。

转述“韩德强打人事件”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因为它的逻辑在最基本的公共伦理和公序良俗之外。韩教授打得那么义无反顾，辩得那么义正词严。他事后发表的《我为什么打这个汉奸》，与其说是在陈述打人理由，不如说是继续战斗的宣言。如果这个社会有可能沿着它所宣示的逻辑走下去，那它有望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文献。

在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保钓游行队伍里，出现如韩教授所介绍的那些跟国内历史和政治有关的标语口号。青年用床单写上“想念毛主席”在游行和呼喊。作为一位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老人，有他的感想不是很正常吗？他表达了“想个屁”的个人情绪，就成了敌人吗？在韩教授看来就是。他事后写道：“我大声说，‘你骂毛主席，你就是汉奸’！”于是他上前就打。老人没被打服，走了一段，又遇到韩教授，又挨了耳光。在韩教授的自述里，两次“打汉奸”的时间关系，表明他并非一时激情，而是“理性爱国”！

相信在中国，像那位可怜的老人一样，对游行队伍中的那种情境产生警觉的人，还有不少吧？韩教授也是这么看的。他表示，今后，战斗还要继续下去，哪里碰到这类“汉奸”，都要立即动手。韩教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韩教授似的暴戾之气，正在中国弥散。为韩教授“打汉奸”的违法行为叫好的，不仅有普通网民，更有同样顶着教授学者头衔的社会名流。微博披露，其中著名的言论包括“老并不是免打牌”、“老汉如此挑衅，没有打断他的腿，已经很客气了”、“老年人不要故意到对立面的队伍里去寻衅，文革中的很多武斗都是因为一方故意寻衅造成的”等等。

上述野蛮的叫嚣，已经触及人道主义底线了。战争中也不能殴打没有反抗能力的敌人，何况和平时期的“锄奸”呢。他们直接把不同意见定义为“寻衅”“找抽”！他们把“文革中很多武斗”的原因解释为受害人的“寻衅”！他们赋予了自己率先把语言对立升级到身体攻击和生命威胁的特权！——这不就是恐怖主义的逻辑吗？

回溯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历程，这么清晰的暴力宣扬，也只有“文革”等少数时期才可以在公共空间泛滥。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对领导干部的语言不敬可能遭受莫大危险，“暴力学者”和“喊打教授”简直安全得一塌糊涂。像韩教授那样袭击普通公民，更无后顾之忧。韩教授愿意接受法律处罚，以换取殴打老人的快感，法律却偏不成全他。

我把这称为“韩德强现象”。它映射出当前社会里的一个显著的病灶——任何人可以举起“爱国锄奸”的大旗，对另一个人“就地执法”，这种明显的违法行为获得了堂而皇之的辩护。“极左势力”与“民族主义”结盟，成为新时期的新特色。潜伏着的暴力正在演化为越来越清晰的公共危险。

但我仍然不打算像许多论者那样，把这种乱象称为“文革”。“文革”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可操控的混乱。“文革”期间，韩教授所在的北航院内，设立了“隔离室”18处，“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关押，二十余人“非正常死亡”。这样的情况，如果公检法不从制度上抽逃，是不会发生的。法律的框架摆在那里，对民间的刑事犯罪，应该有威慑作用的。所以，“锄奸队”单独出发，没有更大的庇护，是办不了大的买卖的。

我想说的是，即便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稍慢一步，只要基础法律严明，“韩德强现象”这一页也可以一翻而过，从而维持日常的稳定秩序。当然，这也需要国家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