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 他的国不在地上，也不在天上

1967年10月8日，39岁的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处决。45年过去了，他变成了一个符号，以纪念的名义反复出现，却终被遗忘和抛弃。追溯他的一生、他的理想与20世纪的拉美革命浪潮，他在25岁时写下的《页边笔记》里神秘人的预言，或者是对他最好的盖棺定论：“你不是一个象征，你是正在崩溃的社会中真实的一员……可是，你不知道牺牲了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许多年后，已渐渐丧失记忆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家中，或许还能想起那个贝雷帽上别着一枚红星的切·格瓦拉上校。

1959年的哈瓦那，32岁的马尔克斯应邀参加了古巴的革命胜利庆典。随后，他在格瓦拉领导下的拉丁通讯社当记者。因为革命阵营内部不和，马尔克斯工作一年后，选择离开，辗转至墨西哥。

数年后，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巨著《百年孤独》问世。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沧桑的笔调写下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编织了一个现实与幻想交错的拉丁美洲世界。

如果要写那位格瓦拉上校呢？

马尔克斯曾说，他需要准备1000年、写上100万页。

青少年“切”

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拉丁美洲世界：残忍，虚伪，无知又愚昧。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被可怕的超自然力量所主宰，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比他们更可悲地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在文明世界所赋予的国际分工里，他们提供的是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得到是毁坏的土地、靠军事维持的政府以及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

他们也习惯用疯狂来反抗这种命运。仅在1960年代，拉美总共爆发了16次军事政变，有10个宪政政府被推翻。

生长和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切·格瓦拉，同样带着死亡和暴力的宿命。

喜欢赋予他受难者形象的人可以说，“切的一生，甚至包括他的死亡，都是一场对病魔的抗争”——1928年，格瓦拉一出生就被查出遗传性肺部充血症，终生都受严重的哮喘困扰。

格瓦拉的反叛和冒险，来自家族的遗传。

格瓦拉的外祖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权势人物，出身上流社会，是一名激进的党派人士，因为一战前夕的悲观政治氛围加之自身疾病，在欧洲自杀。他的父亲林奇来自一个没落的西班牙贵族家庭，家族谱系中出过不少冒险家，有新西班牙总督、殖民地城市创始人、淘金者、寻宝人……

在其一生中，母亲赛莉亚与他维持着一种牢固的、排他的情感和精神纽带。赛莉亚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模范母亲，她天生鲁莽，总是被危险吸引，常常做一些挑衅社会规则的事情。在当地社会里，她创造了很多女性的“第一”，譬如开车、穿长裤、抽烟等等。有一次，怀着6个月身孕的赛莉亚下河游泳，差一点被急流冲走。据林奇回忆，她在结婚头几年里遭遇了好几起类似的溺水事件。

和她父亲一样，赛莉亚热衷政治，无论是在阿根廷历史上“最羞耻的10年”和贝隆时代，或是1930年代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反排犹运动、二战以及后来的支持古巴革命的过程，她都活跃其中。尤其是格瓦拉走上政治舞台后，她成为儿子事业最忠诚的追随者和传播者，与炸弹、入狱都沾了边。

格瓦拉热爱小说、诗歌和哲学。他继承了母亲的性格，追逐危险、天生反叛、无所畏惧，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出位小子”，总是做一些引人注目的恶作剧。似乎是对哮喘病的一种反抗，小格瓦拉展现出一种强烈的竞争人格。

这个没落的贵族家族经济上已沦为中产阶级，但仍过着优越的生活。格瓦拉一家属于偏离信仰的天主教徒，到格瓦拉上学时，他们已经不去参加教堂的弥撒，并要求他们的孩子免上宗教课程。

1930年代，二战前夕的南美洲涌动着不安定的气氛。在阿根廷，西班牙裔分成共和派和佛朗哥派，每天都在口诛笔伐。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进阿根廷。格瓦拉家收留的流亡者中，就有西班牙共和国卫生部长胡安·贡萨雷斯·阿吉拉尔博士一家。两家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战局和各种反法西斯话题。

不甘于清谈的格瓦拉一家联络朋友，成立一个旨在援助西班牙政府的“阿根廷行动”委员会，为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战斗募集资金。

从1930年到二战爆发，阿根廷一直由军人和文人交替执政。1943年6月3日，一个名叫“军官联盟组织”的地下军队组织发动政变，陆军上校贝隆是幕后的首脑。之后3年里，他逐渐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顶端，成为阿根廷实际的掌控者。

贝隆以铁腕和开明统治着阿根廷，他提出了一种融“正义主义”、“民族主义”、“劳工主义”为一体的政治理念。经济上，他主张发展民族工业，在经济上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在对外关系上，主张拉丁美洲一体化，由阿根廷充当领导角色。同时，他反对美国插手南美事务，尤其是反对美国干涉阿根廷内政。

1945年10月，首都卫戍部队军官发动政变，贝隆被扣押，随后被流放到一座海岛。然而，政变者也拿不出新方案，内部争吵不休。

贝隆的支持者在几小时内调动起“400万人的劳动大军”，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要求政变者释放贝隆。贝隆的情人、女演员爱娃·杜阿尔特在这次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贝隆最终得以重获自由，并在1946年2月大选中大获全胜，6月4日就任阿根廷总统。“贝隆主义”终于成为阿根廷政府的意志，进而演变成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

在阿根廷的政治风云中，年轻的格瓦拉只是一个旁观者。从中学到大学，他对政治只有泛泛的关心。他一面就反法西斯发表激进的言辞，一面对激进的政治活动漠不关心。20年后，格瓦拉在给一位编辑的信中说：“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没什么社会见解，没参加过阿根廷的政治斗争和学生运动。”

据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回忆，格瓦拉对美国怀有强烈的敌意。“在他眼里，拉丁美洲有两个恶魔——一个是国内的寡头统治，另一就是美国”，他深信是魔鬼的黑暗之子引导了美国在海外的每个举动。

有大量的事实让拉美人怀着这样的不满。二战后，美国在拉美地区雄心勃勃地追逐自己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对当地发生的社会变革漠不关心。为了和苏联冷战，美国牺牲了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左翼政党，去支持一批右翼军人的军事专制统治。

一张摄于1948年的照片展现了格瓦拉学医时期的精神面貌。在一具被剖开的男尸后边，身着白大褂的他和另外30名同学站在后面。照片上的格瓦拉笑得一脸灿烂，十分诡异。

他的阅读量和涉猎之广令人惊讶。在哮喘病发作的日子里，他靠书籍来打发时间，弗洛伊德、社会小说、哲学，也包括《资本论》。根据一份他当时手写的读书笔记，年轻的格瓦拉关注爱情、永生、性道德、死亡、上帝、魔鬼、幻想、理智和神经质等话题。

一头褐发的格瓦拉已经是一个英俊的大男孩，对自己的外表漫不经心。除了性和女孩之外，他向往着冒险与新鲜的刺激。

1950年1月1日，22岁的格瓦拉开始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冒险。他骑着一辆装着小发动引擎的旧“米克伦”牌自行车，踏上了全程长达4500公里的内陆地区旅程。中途，在麻风病院工作的好友阿尔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