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所依】从“天堂”到人间

编者按：南方周末本期养老专题，试图穿越情绪与数字，回到养老制度本身——正是这一制度，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大半生。

在全球的老龄化道路上，世界各国的选择都证明，养老从无完美制度，不是当代人作牺牲，就是下一代人作牺牲。一水之隔的香港，罕见地选择了当代人养当代人的模式。而中国大陆选择了工作一代养退休一代的“现收现付”模式，就毫无疑问地会遇到供养难题。

只不过，那些魔方般的独特背景——经济崛起、货币贬值、计划生育、贪污腐败、人口流动、社会缺乏信任……让这场危机来得异常迅猛与剧烈，更让身在其中的人，产生深深的眩晕感。

60年间，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如何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体现，变成了各方都不满意的一项改革？因为随着改革的深入，所有人都正在分批从“天堂”回到人间。

在这个典型的转轨故事里，谁来支付转型成本，成为至今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但是，不管模式的改革向何处去，一个共同的方向应该是：至少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程中，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从政府包揽一切变成了个人、企业、财政共同承担。但转型成本由谁承担？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含糊不清。

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改革曾在1950年代讨论未果，一直到现在仍处在试点阶段。这意味着企业和企业员工均需为养老缴费，而机关事业单位群体则主要由全民供养。

一个多月前，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位官员提出退休年龄应延迟至65岁的建议后，舆论一片哗然。

在激烈的争议中，原本就被中国复杂的养老制度搅得头昏脑胀的人们想弄明白：远高于世界平均缴费水平，却远低于世界平均保障水平的养老保险制度从何而来？养老金账户里究竟有多少钱？个人账户资金被广泛“挪用”的现状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这样的制度选择并非一天铸成。从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年代，到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再到开始迈向老龄化社会之时，中国的养老制度一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修订。虽经过一次次艰难博弈，但至今也未能在历史的阴影中完美转身。

通过爬梳史料、访问当事人，南方周末记者试图还原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也许这样才能明白，当我们在谈论养老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

在各种史料上，还出现了登载《劳动保险条例》的报纸被抢购一空、企业职工组织腰鼓队报喜、工人因此把养老储蓄上缴政府、支援抗美援朝等故事。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国养老制度的起源是在东北。50年后，恰恰也是在这片土地上，1990年代末期国企改革时，养老问题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是最早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版图的区域。1948年，在哈尔滨等地方试验的基础上，根据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发布的《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东北条例”），从铁路、邮电、矿山、军工、纺织等七大行业开始，劳动保险制度逐步在解放区推行。

“劳动保险”这个词，是时任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创造”的，后来在中国取代了世界通用的“社会保险”而被沿袭下来。李立三领导工人运动出身，也是新中国劳动保险制度的主要缔造者。

考证过这段往事的《中国社会保障》杂志记者夏波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东北条例”参照的是苏联的社会保险模式，当时李立三的苏联妻子还协助翻译过很多资料。

按照“东北条例”规定，各公营企业要按月缴纳工资总额3%的劳动保险金，其中30%存在政府指定银行，作为劳动保险总基金，剩余的留在本企业用作劳动保险开支。另外，养老金的发放，则是“按工龄长短发放本人工资30%-60%”。 

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东北条例”制定时，曾对工人是否需要缴费有过一段争论。最早公布的“东北条例”草案，其实是要求工人“缴纳千分之五的工资”。夏波光获得的一份资料上记载了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提到“许多同志，尤其是下层企业中的同志， 均认为不如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