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1）

和嘉公主第

自从作家协会由沙滩北街2号搬到东土城路以后，很少有机会路过那里。人常常是怀旧的，2005年国庆节放假的一天晚上，我突然心血来潮骑车由北向南去沙滩一带。

不知什么时候紧邻北河沿、南河沿大街的那条皇城根小街没有了，改造成皇城根遗址公园。遗址公园很长，北起地安门东大街，南抵东长安街。公园两侧的马路平坦、笔直。北河沿大街和五四大街交汇处的“北大红楼”，在街灯下凸显。原来“红楼”墙体外鳞次栉比的店铺拆光，取而代之的是充满历史积淀的“文物宣传栏”。经过“红楼”向西是旧时的沙滩。夜幕中，筒子河边上的角楼美轮美奂。接着是景山、故宫。绿色的灯光将稀疏的树影打在浅灰色的宫墙上，宛如风景画卷。继续前行，是微波荡漾的北海。我驻足桥上，回望:人少车稀，周遭恬谧。古城给人以端庄、大气的感受。

几天后去看周有光先生，仍然按捺不住愉悦的心情，见面就向老人喋喋不休地讲述皇城根的变化。我知道周先生在那一带生活多年，对那里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和记忆。

1956年4月，周先生举家从上海北迁至京城。落户景山东街公主第，一住就是三十年。周先生说三十年的变化太大，发生的故事也太多。

景山东街的公主第，是乾隆皇帝赐予四女和嘉公主的驸马府。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改为京师大学堂。1900年停办，1902年恢复。1912年（民国元年）改名北京大学，设一、二、三院。

和嘉公主第位于景山公园东面，是条东西走向的街道。清朝叫马神庙，民国叫景山东街。为了和街西口另一条南北走向的景山东街相区分，也叫小景山东街。1965年，改称沙滩后街55号。

《随笔》2012年第3期

坐北朝南的公主第很大，一对石狮子把守三扇并列的朱红大门。进了大门是宽敞的甬道，中间有个大池塘。里面养着金鱼，种着荷花、睡莲。白天，荷花开时清香扑鼻。晚上，红色、白色的睡莲在水面时隐时现。池塘中间的大石晷，据说是老北京大学时的遗存。环绕水池周边有人行道，道边有槐树、丁香树。也有供人休息的长木椅。

虽然朝代变迁，主人更迭，时间过去200年。但大园子里雕梁画栋的公主梳妆楼还在，京师大学堂的教学楼还在，见证“五四”运动的大礼堂还在。现今，它们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办公区。原公主第除了这个大园子，还有许许多多小院落，那是上述两单位的家属宿舍。周先生的新家是西边第二个院子的一栋小洋房，这栋洋房是早年北京大学为一位德籍教授建的公寓。20世纪50年代已破旧，周先生搬家之前“文改会”房管部门将其修缮一新。中间隔开分给周先生和叶籁士两家，周先生住东边四间。房前屋后有花、有草、有树，家居环境很好。

当初，胡愈之和周有光谈调动工作，他不大愿意。首先，他觉得语言文字学自己毕竟是外行。另外北京风沙大、雨水少，除了夏天一个月雨季，平时很少下雨。春风一刮，到处脏兮兮的。但是，搬到景山东街公主第，发现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糟糕。居住的大院很美、很干净，周围环境也好。走出大院西口就是景山公园，对面是故宫，紧接着是北海公园。去北京图书馆也方便。

抵京不久，他们夫妇参与俞平伯先生倡导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的筹建工作。在昆曲研习社他们结交许多北京昆曲界朋友，曲友在一起研究传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周先生说“1957年大规模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我是在劫不在数”。没有政治运动的干扰，周先生毫无他顾地沉浸在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中。但随着打麻雀，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一波强过一波的全民运动，将安宁、和谐的生活一点点打乱，公主第也随之变化。

1956年周先生刚搬进时，右边大门洞是间个体经营的小理发店。院内职工、家属，以及附近的老百姓都在此理发。很便宜，也很方便。左边门洞有个修鞋摊，修鞋师傅很厚道，童叟无欺。后来，门前的石狮子被起重机搬走，大门卸了，门洞拆了，换成铁栏门。

院内也在变化。园子中间的荷花池塘被填平，成为新迁入的士兵操场;一些老建筑拆了，盖高的办公大楼。机构扩大，人员增加，搬来的家属也越来越多，一个公主第住了一百多户人家。为了解决住房困难，人们见缝插针，私搭乱建比比皆是。

“备战”年代，居民委员会干部带领居民在院子里挖防空洞。周先生说他家房前空地上的防空洞很深，里面存有自来水，拉上电线，安装电话。据说一旦打仗，人在里面可以维持两个月，原子弹也不怕。但是，是否真的那么牢固，谁也没下去体验过。洞顶堆积的土包，成为大家晾晒衣物的场地。大院里原有三位老花匠，负责修剪花草树木。后来，花匠被辞退，花草树木慢慢枯萎、死去。代替花草树木的是高低不平、破烂不堪的小棚子。昔日公主第变成贫民窟。

打麻雀、大炼钢铁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即《农业十七条》时，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须除的“四害”。1956年初，经“政治局”讨论，国务院正式通过草案。此后，《人民日报》等不断报道各地打麻雀的战果。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有担当的科学家顶着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并告诫，麻雀减少或绝迹将破坏生物链平衡，后果堪忧。但是，昏了头的人们不管不顾，依然将消灭麻雀为“国策”。到1958年初消灭麻雀达到顶峰。从3月起，全国各地陆续成立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

周有光先生说:“在我的生活中有两个小生灵印象深刻，时常想到它们。住沙滩后街，我们把朝向院子的一间屋子做客厅兼书房。窗前有棵大树，常常有乌鸦、麻雀飞来。当中有只小青鸟，小小的，窄窄的，像片柳树叶子，俗名‘柳穿儿'。长得不漂亮，但会唱，声音很动听。它偶尔趁没人的时候飞落在我书房外窗台上。我把小米碟子放在窗外，再关上窗户躲开。它看见我走了，就过来吃。它经常来找我，和我亲近。但又防备我，与我保持一段距离。它和我友好，但又害怕。我们达成默契，从1956年到1958年交往三年。全民打麻雀，大鸟没了，小青鸟也没了。不知道它是被打死?还是饿死?”

周先生久久不能忘怀的另一个小生命，是只小蟋蟀。1985年，他们从沙滩后街搬到后拐棒胡同。一天夜里，周先生起来喝水，看见一只蟋蟀跑到暖水瓶下面托盘里喝水。它不大怕人，见人来并不落荒而逃，而是优雅地离开。周先生说:“很少听见它的叫声，但常常看见它出来。最后一次见它，已经缺了一条腿。我一直想写篇《高楼里的蟋蟀》，跟小动物相处很开心的。”

1958年上半年，除“四害”成绩显著，麻雀消灭殆尽。是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又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国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

于是，由（党的）书记挂帅，各行各业“停车让路”，在全国范围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

“文改会”也和其他单位一样，成立炼钢指挥部。停止所有工作，全部投入大炼钢铁的洪流中。人们的积极性很高，把家里的铁窗、铁锅、铁铲，凡是沾“铁”的东西纷纷拿去炼钢。“文改会”办公楼前有大黑板，每天公布参加炼钢人员的名单。缺席的批评，劳动好的表扬。周先生说:“我去，张允和也去。他们特别表扬张允和，因为张允和是家属。”

周先生说，当时他因事从北京坐夜车经天津去上海。沿途看见一个又一个炼钢的土高炉，炉火烧得很亮。附近的树被砍、被烧。几年后，再路过这里，高炉废弃，铁路两边光秃秃的。一堆堆铁疙瘩扔在那里，派不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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