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做少数民族召集人——对话胡德夫

记者：回过头来看，你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参加的社会运动哪些更重要？

胡德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台湾各种社会运动兴起的一个时代。当时蒋经国先生还在，我们还有“文检”，台湾虽然在慢慢地开放，但还感觉不到民主。台湾那时候只有一个国民党，党外作家编辑联谊会在那个时代是唯一的反对势力，我是第一个加入的原住民，做少数民族的召集人。

1984年台湾发生海山煤矿爆炸事件，使我们原住民的问题浮现出来，为什么那么多的罹难者是原住民？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部落结构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样的问题很多人包括我都在思考。人口贩卖问题很严重，但没有人披露。我们的小孩子被买卖当童工，小女孩被买卖当童妓，这是足以让一个部落解构的问题。那时候有很多党外杂志，但连我都是被禁唱的。那时候我在想如何透过党外杂志把我们原住民的问题披露出去。我们原住民的行政阶位很低，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污蔑。

郑成功来，叫我们番人；日本人来，叫我们生番熟番；国民党来，叫我们山地人。但最早的时候，这个岛上只有我们。我们为什么会被边缘化？我们在想，民族尊严很重要，但没有人想到源头是什么。台湾经济在最辉煌的时候，钱都淹到脚了，但我们享受不到。

记者：什么时候起，原住民用持续的运动让自己的权益开始发生了变化？

胡德夫：1983年，1984年，持续到1986年。通过我们对“教育部”的抗议，吴凤那个假民族英雄的神话故事被我们成功地从教科书拿掉。我们传统领域的土地被军方拿走，被“政府”编入山林地，所以后来我们发起了“还我土地”运动，持续了10年。我写了一首歌就是反映土地问题，如《大武山美丽的妈妈》。

在民进党建党那10年，我发现我们的原住民被蓝绿这种撕裂台湾的力量撕裂了，原住民运动那时候没有声音。精英都分别去效劳两个党了。我想此后比较重要的是怎样让我们的年轻人把我们上一代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去面对我们现在的困境。

记者：你的歌在这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胡德夫：运动滋养了我的歌。我的《美丽的稻穗》和李双泽的《少年中国》、杨弦的《乡愁四韵》都是最早写的，我们那群朋友把它称为“民歌摇篮时期”。其实在民歌时代，我在歌上的奉献不是很多，我只是参与，刚好碰上了那个时代，碰到这些人，我们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摇篮，摇出了一个校园民歌时代，后面就百花齐放了。刚好在百花齐放的时期，民主运动开始，我就跳进民主运动。我最想要写的东西，如《为什么》、《最最遥远的路》、《大武山美丽的妈妈》、《飞鱼云豹台北盆地》都在民族运动发生期写成。当我觉得自己比较像一个歌手，站在一个歌手的位置时，虽然我没有参加外面的歌唱活动，但我想像着街头。歌不只是好听而已，而在于它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益处。

记者：接下来有些什么计划？

胡德夫：我现在经常去中学、大学、东部、部落广场和一些青年会所唱。我希望能承诺对自己许下的一个诺言，到台湾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充电一下，有生之年让创作有一个不一样的疆界。台湾虽然小，但音乐性很丰富。轻轻走一趟，就做一张，再走一趟，再做一张，一年推出好几张。

（本文作者邱大立：著名乐评人，一直致力于推动华语独立音乐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