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却顾所来径（7）

我所经历的“保钓”运动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生活条件很差，白色恐怖气氛压抑整个社会。有些思想的年轻人都想往外跑，去美国当然是首选。我的两个哥哥都到了美国。1971年，我也到了美国。同之前的中国留学生相比，那个年代从台湾去的留学生较少救国救民的理想，也少有打算学成后返台服务的。1970年代初，因反对越战本来就不平静的美国校园，发生了一件属于中国人的家务事而造成许多海外中国留学生思想与态度转变的社会事件： 保卫钓鱼岛运动。

“保钓”运动的缘由，是当时的日本竟宣称钓鱼岛属日本的领土。中国人当然不会接受这种说法，由此引发在美留学生和台湾本地大学生的抗议与示威游行。公允地看，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在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处境尴尬，在日本、美国几乎没有话语权。对钓鱼岛主权问题的态度十分暧昧。可是当时的大陆政府却能理直气壮地要日本“不准动”。两岸对钓鱼岛主权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促使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迅速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仍旧支持国民党当局“革新保台”的右派，另一派是转向认同能够真正代表中国的大陆政府的左派。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1970年代初尚未有公派留美的大陆学生。当时在美的华裔留学生以台湾为主，香港次之，也有一些来自东南亚。由于生活背景不同，华侨和香港留学生多少都接触过一些社会主义。而在那年代的台湾，连“毛泽东”三个字都不让说，更别提读那些被视为禁忌的左派书籍刊物了。当时的台湾已走上如李敖倡议的全盘西化的道路。它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精神不符。我们变成只关心自己，不关心政治了。

分裂后的两派留学生在美国校园内为争夺中国同学会、为谁代表中国、为自己支持的政府和信仰斗得好不热闹。平心而论，支持国民党的学生，理不直，气不壮，拿不出令人信服的道理来。而这批因批评国民党被划为左派的中国留学生已不再受过去在台湾年代承受的政治压力，那股潜藏在内心深处对国民党极度不满的情绪此时完全倾泻出来。一些本来不关心政治，被骂为“吃国民党奶水长大”的左派台湾留学生体内的政治细胞开始发酵，“保钓”运动首先转化为对国民党独裁、家天下、白色恐怖的批判；演变成对国民党当局的挑战；然后更进一步转化为台湾中国留学生思想上寻求国家认同、中国统一、与“革新保台”的斗争问题。

左派留学生不仅在行动上同国民党“革新保台”派进行激烈的游行抗议斗争——出版“保钓”刊物、举办座谈会、演出话剧、组织抗日爱国歌曲合唱团，冒着大风雪到各校园放映大陆电影《甲午风云》、《林则徐》、《李时珍》，介绍社会主义祖国等。一些志同道合的华裔留学生还成立了“读书会”。校与校间的“组织”彼此声援、串联。通过“读书会”的形式提升对马列毛哲学思想的认识与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认同感。有了共同信仰与理想，左派的方向就很明确。

“保钓”运动后期开始出现留学生回归的现象，其中包括一批“保钓”运动时期“革新保台”的大将。他们父辈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也是现今在台湾政治舞台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国民党的连战、马英九，新党的郁慕明，以及后来退出政治江湖的赵少康等。再如学者沈君山。当然也有不少爱国学生，如王津平放弃学业返回台湾，至今仍在为中国统一的理念而打拼。当年的老“保钓”林孝信也放弃博士学业，返台后一直为台湾社区大学的教育而努力。

还有一些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回归了大陆。有的进图书馆、学术界、环保机构工作，也有的到海洋研究所、数学所、物理所等科研单位。如1970年代后期的吴国桢、吴廷华、赵玉芬等人。

“保钓”运动的洗礼，不仅激发了华裔学生的爱国热情，也促使许许多多海外中国人认识并认同社会主义祖国。不论称他们是“海归”或“归国学人”，他们都在为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富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力。有不少留学生因种种原因无法返国定居，今天也经常返回祖国，通过讲学、企业投资等多种方式报效祖国。“保钓”运动应该载入史册，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中国近代学生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为台湾学者，现任教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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