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路上的春天（19）

我的女儿

她拖一只大红箱子回来过年了。那箱子比她本人小不了多少。她穿一件黑蓝的旧外套，是为了抵御火车上的脏。她是一个瘦小的人儿。那只箱子在下火车时被列车员弄断了拉手，所以更难对付了，她还不让我们去接她。一进家门，放下大箱子，她笑嘻嘻地给我和她妈一人发了一张百元钞票，不知道是啥意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说哪有给长辈发压岁钱的道理，她也不理，竟自在屋子里转开圈子。这就是她的快乐。她从不像我一样哈哈大笑，她只是脸上现出一些笑容。我的目光在咫尺之间来回追寻着她。看来回家对她也是一种快乐。

她没有毕业就开始在北京打工了。离毕业还有两个月时，她没有回家，从武汉径直跑到北京，在大兴租了一个小房间，靠从网上向外发简历找工作。我从心底里认为不容易找得到。她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她学的是会计，却视会计如仇雠，决不找那一类的工作。各类图书公司、报社、杂志社、网游公司，等等；面试、投递简历和旧文章，等等。她使出种种办法。很难想象，她那样一个瘦小的人儿，走在没有人在乎她的人海里，会不丢掉信心。但也许她并不需要信心，只要有自由就够了。她想在北京试试，那就试试，有什么大不了的。终于有一家叫华夏书网的图书公司让她为他们写手机小说。一种千字的微型小说，随兴之所至，任意地编造。数量也很重要，甚至比质量更重要，因为有多少青年需要拿手机小说消磨掉他们枯坐在地铁里的时光。

六月天，挥汗如雨，在顶楼上，她昏天黑地地写，写到腰酸背疼。一篇15元。我说这简直是剥削。但她一天能写十好几个。如果一直让她写那玩意儿，她就能付得起房租和饭钱，就不需要我为她付房租了。她没有怨言，因为她从未想过可以依靠谁。只是太辛苦了。她居然能够吃苦。这是超乎想象的。幸好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一个月后，华夏书网通知她去上班。但需要拿毕业证去报到。七月初发毕业证。她沿京广线在北京与武汉之间火速跑了一个来回。报到第一天，在陌生的公司直接放下行李，赶上了公司的集体旅游。去的是泰山。一下火车，就上汽车，下了汽车，就登泰山。她登上去了，那是没有问题的。她以前体力并不好，还有鼻窦炎，现在却是无往而不能，虽然还是那样瘦小。

实际上她比上初中时还瘦小些。那时候她略微显得胖一点。大学四年，她独自一人，有时有一二同学做伴，曾去过甘南、湘西、北京、广州、河南等地。她方向感不行，到哪里都辨不清东南西北，但她不怕迷失在这个世界里。她的理想曾经是，也许现在仍然是，可以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徜徉在西北的天空底下，或者青海湖边。她说过要去青海湖边睡一觉，睡在草地上，眼望满天星斗。现在她不这样说，不等于她不这样想了。那个破烂不堪的大学，只成为她走世界的又一个出发地，所以根本没什么好留恋的。像一节小的高能电池，她从生活和自由的想象里汲取能量，以至于在心灵的成长上，屡屡令她的父母惊讶不止。除非她回到家里，歪在沙发上，无精打采时，我简直认不出她还是原来的她。

作者：聂尔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有一回我和朋友去宜昌游玩，顺便去武汉看她，她竟然是先我一天刚从湘西回来。我和她坐在武昌的夜晚的洪山广场上，四周是奢华的灯光和人。她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给我讲刚刚发生的湘西之行。在火车上，一个流氓试图骚扰她，她还没来得及吭声，那流氓就被武汉的一位大姐骂得狗血淋头，鼠窜而去。她笑着说武汉女人真厉害。与她同行的那个女同学也很厉害，差点要跟那流氓动起手来。她们都争相要保护她。她的安全感只是因为这吗？我觉得也不尽然。实际上她并不要求这样的保护。比如现在，同在北京的她的男朋友千叮咛万嘱咐，要她不要夜间去北京的街上溜达，他警告她说，你不知道坏人有多少！但他在大兴，她在海淀，大部分时候，他只能在电话里监督她。有一天晚上，她的手机打不通，那男孩觉得她丢了，从大兴往海淀跑，跑到一座桥上时又给她打电话，电话通了，原来她窝在床上睡了一觉，正准备睡第二觉呢。男孩在电话里大声喊：“那我回去了啊……可是没车了……啊，车来了。”这是她和他之间可讲可不讲的故事之一，这样的故事多着呢。这对她来说并不意味着太多。她信任自己，也信任他。她从不把爱情当成一根救命稻草。每逢她的母亲跟她说到将来的婚姻大事，她总是说，那是将来，又不是现在，着什么急呢。她有时也说，她可不想结婚。她今年23岁了。听起来倒是不小了，但看起来，她还是一个初中生的样子。她像一只不可捉摸的猫一样生活在自身的意志里。她是那样地令所有人喜爱。但她从不认为哪一种爱是理所当然和永恒不变的。她也不依赖那些爱。她在她的小说里写过很多爱情故事，但她知道，爱情只存在于当下的叙述中。她的一位初中同学，与她对坐在我家沙发上，问她写过些啥，她说写爱情，就是写一个女孩爱上一个男孩，那男孩得病了，死了，就是这一类。把那个在科学发展观办公室工作的漂亮女生惊得目瞪口呆。

她不光写爱情。她还写了三国系列故事，周瑜、诸葛亮、关羽。三本书，年后上市。每本10万字。勒口处会印上她的简介。她正在写的一本书是《强国崛起》。在她的公司里，人们认为她几乎什么都会写，什么都能写得好，而且写得快。她不假思索地把她20多年以来对世界和人们的了解及想象形诸笔墨。与其说那是一种才情，不如说是一种诚实。她只会诚实地对待人和世界，除此之外她并无第二种方式。她曾在博客上引用过杜拉斯的一句话：“写小说不是要写出一个故事，而是要写出一切。”以她现在的技艺，她还无法在一篇小说里实现这一观念，但她可以通过很多小说和非小说来实现它。

她的生活和她的写作都是轻盈的。她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包袱。她不认为天下兴亡与她有关。她影子一般走在城市的街头。她往乞丐的空罐子里投下一张纸币，然后快速地跑开。在家里，她会跺着脚跑动，就像她还是小学生时那样。在北京，她悄无声息地坐在公司办公室的角落里。开会时她被别人的身躯挡得看不见，人们想起她来时，会说小晴你别藏起来啊。实际上她并不隐藏自己，她只是不刻意地显露自己。她加入北漂一族，并不为了什么雄心大志，她只不过觉得回到家乡无事可做罢了。我们早该知道她会这样。但20多年来她日日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样子，使我们觉得她只是一个柔弱的小人儿。我们忽视了她的意志。

她两岁半的时候就有过一次离家出走。有天下午她忽然不见了。她的母亲简直吓疯了，去街上疯跑着寻她，却发现她正昂首挺胸向广场方向走去，已经走过了城关供销社。惊问她要到哪里去，为什么，她语焉不详。更多的时候，她躲在床边，喊她她不答应，让人到处找，最后却发现她就在床边蹲着玩。问她为何不答应，她仍旧语焉不详。从小到大，她是一个人，只不过今天她走得远了一点。在学校，她从不为争夺名次而读书，她只读自己喜欢的书。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男生女生，都愿意成为她的朋友。我曾经批评她为什么都交的是学习不好的朋友。那是唯一的一次，她将对我的愤怒藏于心中，在又一次与我发生冲突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不该瞧不起她的朋友们，令我深自惭愧。

在初中的课堂上，她就开始写写画画。她写各种各样的故事，写满了好几个笔记本，用她那种幼稚到永远长不大的字体。写的是一些稚气可掬的故事。她就是用那样的方式与她所认识的世界开始交往的。当我从满墙的书中指给她她应该读的世界名著，她从未庄严地接过那些书。她只偶尔喜欢上一些作家，但她的喜欢也只是轻轻地，仿佛要在书与我之间留有余地似的。但她给她现在公司的同事们推荐了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萨特的《波德莱尔》，那是我让她看的书。她甚至推荐了我新出的书《最后一班地铁》，推荐理由居然是：“我老爸是当代最好的作家之一，林贤治说的。”她工作了多半年，得了两个第一，业绩和创意双料冠军。她在工作日志里这样写道：“哇噻，从小到大头一次得第一，竟然是在公司。”下面画了一个不成形状的笑脸。她写的字还是那样难看。

每次回家来的头两天，她会怀着不易察觉的兴奋，给我讲一讲我们分开之后，她在外面的见闻。北京的几任房东，新结交的朋友，公司里的同事，她的男朋友，公交车上的人。她讲得很有趣。她的叙事简练而又传神。通过她的叙述，我认识了她所认识的很多人。有的简直令人难忘。这一次回来，她给我讲了一个贫穷而虚荣的姑娘的故事，听起来真令人心酸。还有一位很有才华，总能语出惊人，却非常谦虚的姑娘。她在北京的确认识了很多人。他们来自祖国各地。有的家庭破产了。有的是他们本人失业，消失在了北京的人流中，或者明天就会消失。有的人的家在邮差到达不了的山沟里。他们全都只有通过票贩子，才能赶回老家去过年。听着她异常简单的叙述，你会忽然认识到，生活真的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但她对生活怀有一种不易察觉的疏离之感。她不经意间就把生活叙述成了许多个小故事。当最多两天的兴奋期过后，她又恢复了她惯常的沉默。她像一只猫一样窝在床头看电视。但她会记得给她的男朋友打个电话，问他买到回家的票没有，回答是排了两个半小时的队，买到了。打电话时和放下电话以后，她都没有丝毫担忧的样子。正如她也不想要别人的担忧。

她很快恢复到以前在家时与我调笑无态的样子，就像我们从未分开过，就像她还在上初中。她就这样轻轻地，轻轻地，回到家里，然后再要走回到路上。她是我的从小到大的女儿。她也像是我的一个幻觉。我从未相信过，她会在不断的变化中成长到如此这般模样。

2009年1月24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