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之八】抗战后中国巩固、强化国家权益的曲折历程（下）

宏观地看，可以说从1942年盛世才摆脱苏联控制归附中央政府，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在疆势力基本退出，中国主权在新疆与苏俄控制新疆的企图，斗争了二十多年，最终取得了胜利

［上篇回顾：通过抗战，中国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台湾和澎湖，这已经众所周知了，而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是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和新疆的内附，这几件事对于后来的影响，都非同小可。上篇回溯了南海问题和中缅边境问题的由来，本篇从新疆问题的解决谈起。］

1942年，原来有意投靠苏联的盛世才，眼见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严重失利，潜在的对苏不满爆发，有意反正“内向”，但又首鼠两端。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出兵新疆，盛世才反悔不成，苏军悻悻而退，民国国旗遂取代“六星旗”飘扬天山南北，我国六分之一的国土，从此脱离北极熊之掌下。 （南方周末资料图）

新疆“内向”及苏联的反扑：“第二东突”事件

然而与上述的一切相比，中国在抗战期间除抗日外，维护国权的最重要成果和随后受到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新疆的内附及随后的风波。

1942年，几乎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原来“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的盛世才，眼见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严重失利，潜在的对苏不满爆发，有意反正“内向”，但又首鼠两端。

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出兵新疆，盛世才反悔不成，苏军悻悻而退，民国国旗遂取代“六星旗”飘扬天山南北，我国六分之一的国土，从此脱离北极熊之掌下。

盛世才脱苏内附，从中国国家权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角度讲，是中国政府重新落实新疆主权、保卫国家权益、抵制外来控制和防止外部势力分离新疆地区的重大成就。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此也是有共识的（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无怪乎，当时蒋介石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64页）。

尽管后来苏联一度反扑，但新疆归我的大势，终不可逆矣。

苏联对此并不甘心。1944年，苏联策动了大规模的“东土耳其斯坦（或译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武装起事。

当时，由苏联人装备和指挥的、拥有强大坦克、炮兵和骑兵的“东土（东突）民族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从中苏边境附近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向新疆内地长驱推进，汉族居民遭到野蛮屠杀。

中国军队就像抗战时面对优势日军那样，英勇抵抗，牺牲惨重。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如今国际史学界多把它称为继晚清阿古柏初立“东突”之后的“第二东突”），则在控制区建立了反华排汉的政权体系，确立了国旗国徽，发行了货币、邮票。

到1946年，东土民族军一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西郊的玛纳斯河，眼看新疆就要成为苏联的囊中之物，成为它在中亚的又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是后来新中国取代了南京政府，对苏联采取“一面倒”的同盟政策，成为“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苏联也就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