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明（4）

现在我在努力回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让我顿悟的？是在2005年我首次沿着上海外滩漫步时吗？是在烟雾缭绕、尘土飞扬的重庆吗？那时我在听一位政府官员的介绍：他指着巨大的碎石堆，将它描述为中国西南未来的金融中心——那是2008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这比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那五光十色、让人眼花缭乱的所有同步表演给我的震动更大。抑或是在2009年卡内基音乐厅上——才华横溢、光彩夺目的中国年轻作曲家林安淇正以东方风格演绎古典音乐，令我如痴如醉？我想，或许正是从21世纪最初10年即告终结之时，我才真正理解了这个世纪最初10年所蕴涵的意义：西方主宰世界的500年已接近尾声。

在我看来，本书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已日益成为现代史学家可能提出的最有趣的问题之一。从大约1500年开始，欧亚大陆西部少数几个国家逐渐支配了全球其他地区，其中包括欧亚大陆东方那些人口规模更大、在很多方面都更完善的社会。这究竟是为什么？我的次要问题是：如果我们能就西方昔日具有的支配地位给出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能否预测它的将来？现在真是西方世界的末日、东方新时代降临之时吗？换一种方式说：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文明（在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文明跨越大西洋，抵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最终在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传播到地球的最远方）在西欧崛起，全球绝大多数的人口或多或少都臣服于这种文明之后，现在，我们正见证着这个文明时代的衰落吗？

我希望提出这些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可以反映有关21世纪最初10年的某些情形。我在苏格兰出生、长大，在格拉斯哥学院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在20~30多岁时，我估计自己会进入学术职业生涯，要么在牛津，要么在剑桥。我首次想移居美国，是因为纽约大学思恩特商学院一位知名的捐助人、华尔街资深人士亨利·考夫曼曾这样问我：对货币和权力史感兴趣的人为什么不到货币和权力的重地来住？除了曼哈顿市中心，还能是哪个地方呢？在新千年逐渐来临之际，不用说，纽约证券交易所是全球巨大的经济网络中心所在，这个网络是美国人所设计的，从很大程度上说其所有权也属于美国人。互联网泡沫逐渐减少，不可否认的是，让人心烦的小规模经济衰退却导致了这样的后果：正在民主党人还清国债的承诺听起来几乎比较靠谱的时候，他们失去了白宫。但是，仅在乔治·W·布什成为总统的8个月内，它便遭遇了一次大事件，一场突出强调曼哈顿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中的中心地位的大事。基地恐怖主义分子摧毁了世界贸易中心，这不啻是以一种骇人听闻的方式向纽约“致敬”。对于有意挑战西方支配权的任何人而言，这个城市可是头等目标。

随后发生的事件让美国人飘然自得。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被推翻了。被冠以“邪恶轴心”的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时机已经成熟。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被赶下了台。“有毒的得克萨斯人”的选票行情高涨，有望连任。得益于减税政策，美国经济又开始反弹。“古老的欧洲”发怒了，自由主义美国也不例外，但都无济于事。我为这些事件而着迷，不知不觉发现自己阅读、撰写的有关帝国的东西越积越多，尤其是英国给美国所带来的启示，结果成就了一本书的问世：《帝国》（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2003年）。在对美帝国的崛起、称霸世界及可能出现的衰落展开思考的过程中，我十分清楚地看到，美国霸权核心存在三个致命不足：人力资源不足（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兵力不够），关注度不足（公众对长期占领战败国的热情不够），最为重要的是财力不足（相对于投资而言，储蓄不足；相对于公共开支而言，税收不够）。

在《巨像：美帝国的兴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Empire，2004年）中，我曾提出警告，美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逐渐依赖东亚资本以稳定其失衡的经常账户和财政账户。因此，美国不言自明的帝国地位的式微和衰落，其原因或许并不是已潜入城内的恐怖主义分子，或许也不在于为之撑腰的流氓政府，而正好在于帝国自身中心所埋伏的金融危机。2006年年末，我与莫里茨·舒拉里克共同创造了“中美国”一词——一语双关，暗指这是狮头羊身蛇尾的结合体，用以描述勤俭节约的中国与恣意挥霍的美国之间不可持续的危险关系，这也是我们所认为的那场即将来袭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之一。如果没有充裕的中国劳动力和廉价的中国资本为美国消费者提供商品，那么2002~2007年经济泡沫的膨胀也不会来得如此严重。

在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美国“超级霸权”的幻象破灭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首先是在萨德尔城的后街和赫尔曼德战场遭受损失，这不仅暴露出美国军事力量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暴露出在大中东推行新保守主义民主运动的幼稚。随着2007年次贷危机的升级，逐渐演变为2008年的信贷紧缩，最后引发2009年的“大萧条”，美国再一次遭受惩罚。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华盛顿共识”和“大稳健”——在中央银行家眼中相当于“历史终结”——的虚假事实彻底被人遗忘了。一度有人认为，又一次大萧条似乎极有可能发生。哪里出错了？从2006年中期开始，我便开始撰写大量文章并发表演讲，并于2008年12月出版集大成之作《货币崛起》，这时也是金融危机最严重之际。我在文章、演说及著书中认为，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过度的短期债务，定价不当、事实上是估价过高的抵押支持债券和其他结构性的金融产品，美联储所执行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政治角度设计的房产泡沫，还有最后一点，为无可知晓的不确定未来——而非可量化的风险——提供假冒保护而毫无限制地销售假保险单（被称为衍生产品），上述所有因素灾难性地削弱了国际金融系统的所有构成要件。发源于西方的金融体制的全球化，据称是为了引领旨在减少金融震荡的新时代。要预测传统的流动性危机可能会如何将靠传统的金融举债维持的整个大厦倾覆，是需要历史知识的。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译者：曾贤明 唐颖华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9年夏天过后，发生第二次经济萧条的险情才开始化解，虽然那时的衰退迹象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不论怎么说，世界为之改变了。由于为进出口贸易提供融资的信贷资金突然干涸，金融危机给全球贸易所带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崩盘，本来是可能摧毁亚洲地区大经济体的，因为该经济体据称全仗对西方的出口。然而，得益于以大规模信贷资金扩张为基础的高效政府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只是放缓了增长的步伐。这种令人惊叹的业绩几乎没有什么专家预测到。采用新加坡模式发展人口规模达13亿的大陆经济，其难度显而易见，而截至写作本书（2010年12月）时，其前景仍然被看好：中国将继续在工业革命进程中稳步前进，而且，在10年内，其国内生产总值将赶超美国，正如过去（1963年）日本赶超英国那样。

毫无疑问，在此前500年中，西方一直真实而持续地保持着对其他世界的优势地位。从17世纪以来，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收入差距就开始逐级拉大，至少直到最近的20世纪70年代，差距仍在持续扩大。但此后，收入差距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缩小。本次金融危机进一步明确了我想要提出的下一个历史问题：西方具有的那些优势现在消失了吗？只有弄清西方优势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后，我们才有可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