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明（6）

在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于1959年撰写的百科全书条目中，他是如此定义文明的：

它首先是个空间概念，一个“文化领地”……一个地域。有了这块地域……你必须想象出种类极其繁多的“产品”和文化特征，从住房形式、建房材料、屋顶材料，到诸如制造羽毛箭支的技能，方言或一组方言，烹调品味，特定的科技，信仰体系，示爱方式，甚至罗盘、纸张和印刷机。当这个领地形成某些特质，比如该地域的文化特征已经遍布整个地域，并且它的文化特征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一直延续下去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称为文明。

然而，较之对变化的阐释，布罗代尔更擅长于描述结构。如今，我们常听到的是，史学家应该讲故事，因此，本书为读者呈现大历史——对一个文明摆脱曾限制此前所有文明发展的羁绊而兴起背后的原因展开大篇幅的叙述时，也一并将为数众多的小故事或其中的微观历史予以呈现。然而，栩栩如生的描述还不够。“西方为什么会逐渐统治全球其他地域？”针对这个问题，仅仅用故事来回答是不够的。此外还需要分析，需要旁证，要通过反事实的方法予以证明：如果我在此发现至关重要的革新并不存在，那么西方是因为某种我漏掉或强调不足的其他原因统治了其他地域吗？或者这个世界后来会有截然不同的发展结局——中国或某种其他文明占支配地位？我们不能欺骗自己，认为我们的历史故事，如通常所设计、编排的那样，仅仅是历史故事的花样翻新而已。我们应该看到，对当代人而言，西方主导世界的事实似乎并不是他们自己当初所设想的最有可能出现的未来情形；在历史演员的头脑中，毁灭性惨败的危机感比现代读者所期待的美好结局来得强烈。在作为实际经验的历史事实中，在很大程度上说，历史更像一局国际象棋，而不是小说；更像足球比赛，而不是一出戏剧。

历史并不只是呈现积极的一面。没有任何严肃的作家会声称，西方文明的统治没有污点记录。但有人却坚持认为，历史没有任何积极的一面。这种立场是荒唐可笑的。与所有伟大的文明一样，西方文明也具有两面性：有其崇高的一面，也有其卑鄙的一面。或许，更好的方式是将文明喻为詹姆斯·霍格笔下《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回忆录与自白书》（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1824年），或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创作的《杜里世家》（Master of Ballantrae，1889年）中长期不和的两兄弟。竞争和垄断，科学和迷信，自由和奴隶制，关爱和杀戮，辛勤劳作和懒惰，在所提的种种情形中，西方是善之源，也是恶之始。如霍格或斯蒂文森小说中所描述的，两位兄弟中的强者最后终于出人头地了。我们也必须抵制诱惑，避免对历史失败者的故事予以美化。而那些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的，或者西方国家以较为和平的方式通过借贷或强制手段对其进行改造的国家，也并非十全十美，最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的是，他们无法持续改善其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一大难点在于，我们无法总是重构这些非西方民族过去的思维，因为不是所有民族的文明都留有思想的记载。归根结底，历史首先研究的对象是文明，因为没有书面记录，史学家就只能依赖矛头和瓷罐瓷片展开研究，而他们通过这些能推测的东西就少多了。

法国史学家、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说过，文明史“覆盖面最广……涵盖了所有其他内容”。学术派总喜欢在经济、社会、文化、知识、政治、军事和国际史间作专业化区分，由此建立多学科种类的界限，而文明史必须超越这种专业化区分的界限。文明史必须覆盖恢弘的时空，因为文明史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也不是转瞬即逝的现象。但是，诸如本书这样探讨文明史的著作也不可能写成百科全书。对于那些因被省略的内容而抱怨的读者而言，我唯有抬出那位特立独行的爵士演奏家蒙克塞隆尼斯·孟克，引用他的话：“不要什么都演奏（或者每次都演）；有些东西，不用去管……你没演奏的内容可能比你演奏的内容更重要。”我认同。因此，以下章节中，很多音符和和弦被省略了。但是，省略它们可不是没有原因的。文明史素材的选择是否反映了中年苏格兰人——西方主导世界的最大受益人——的偏见呢？很有可能。我真心地希望，我选择的素材不会遭到维护当今西方价值观的大多数热情、雄辩的捍卫者的谴责，因为我所选择的文明，其人种起源与我们的起源是截然不同的。

旨在论述600年世界史的著作，必定是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的，本书能够问世，我要感谢很多人。我要感谢在以下档案室、图书馆和机构工作的员工：AGI档案室、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查尔斯顿图书馆学会、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考比斯网站（Corbis）、达喀尔巴斯德研究所、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柏林–达勒姆普鲁士国家机密档案馆、格蒂图片社、格林尼治天文台、维也纳军事史博物馆、爱尔兰国家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密苏里历史博物馆、仕女路博物馆，利马的德奥罗博物馆，伦敦国家档案馆、国家海事博物馆、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档案馆、PA相片社、哈佛的皮博迪考古和民族学博物馆、达喀尔的塞内加尔国家档案馆、南卡罗来纳历史学会、东方和非洲研究院、苏雷曼尼亚手稿博物馆，当然还有哈佛无与伦比的怀德纳图书馆。如果不额外对谷歌表示感谢，那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谷歌对于加速历史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资源，还要感谢在线图书馆和维基百科，这两种资源也使史学家的研究比以前更方便了。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译者：曾贤明 唐颖华 出版：中信出版社

在研究过程中，除了从丹尼尔·兰斯伯格–罗德里格斯、曼尼·吕康–克鲁兹、贾森·罗基特和杰克·孙那里获得了价值极大的协助外，萨拉·沃林顿的支持也同样不可或缺。

与往常一样，本书是集合大西洋两岸企鹅出版社的编辑——伦敦的西蒙·温德和纽约的安·高道夫，他们拥有娴熟的编辑技能和饱满的激情——的优势顺利出版的。彼得·詹姆斯出类拔萃，所做的不仅仅限于编辑工作。同样也要感谢理查德·杜吉德、罗茜·格莱舍、斯特凡·麦格拉思、约翰·梅金森、潘·福尔格及其他太多难以一一提及的人。

与我以前写的5本书一样，《文明》在最初不仅是一本书，还是一个电视系列片。在第四频道的拉尔夫·李和西门·伯松的协助下，使难以理解或无法理解的本系列变得浅显、明白。如果没有“中美国”媒体所组织的卓越团队，无论电视系列片还是书籍都不可能完成。这个团队包括：电影拍摄圈的明星人物德瓦尔德·阿克马，影片第二部和第五部的制作助理詹姆斯·埃文斯，我们的文献研究员艾莉森·麦克艾伦，制作苏珊娜·普莱斯，执导影片第二部和第四部的詹姆斯·朗西，我们的制作经理薇薇安·斯迪尔，影片第三部和第四部的制作助理夏洛特·威尔金斯。在节目的早期制作中，乔安娜·波茨发挥了关键作用。克里斯·奥彭肖、麦克斯·哈格·威廉姆斯、格兰特·罗森和哈力克·莫里，圆满完成了节目在英国和法国的拍摄。我的“中美国”媒体的伙伴梅兰妮·福尔、阿德里安·佩南对我怀着极大的耐心和宽容，我们的三位一体很好地推动了宣传。还要提及的是，我的朋友克里斯·威尔森确保我没有误过一次飞机。

在协助我们拍摄影片的众多人中，还有大量的维修工作人员参与到了本书所涉及的研究工作中。感谢你们：曼弗雷德·安德森、卡迪迪亚图·巴、莉莲·陈、特雷萨·霍尔斯卡、佩耶·扬达、沃尔夫冈·克内普夫勒、德博拉·麦克劳克兰、马蒂亚斯·萨莫雷拉、黛西·牛顿–邓恩、何塞库托·诺格拉、勒·乌兹泰金和恩斯特·福格尔。

在我们周游世界时，我采访过很多人，所以我也想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尤其要感谢的是：贡萨洛·阿利亚加、尼哈尔·本吉苏·卡瑞克、牧师约翰·林戴尔、米克·罗森、瑞安·斯奎布、伊万·托斯卡、斯特凡·沃利、张韩平，最后，绝对不能忘了感谢达格南的罗伯特·克拉克学校的小学生们。

我非常有幸能得到安德鲁·卫理这样一位经纪人，他是世界上最棒的文学界经纪人，同样要感激的是我的英国电视经纪人苏·艾顿。另外也要向卫理经纪公司在伦敦和纽约办公室的斯科特·莫耶、詹姆斯·普伦以及其他所有员工送上我的谢意。

除了我以前和现在的学生及众多的朋友外，大量知名史学家也慷慨地抽时间读了本书全部或部分手稿，他们包括：拉维·阿卜杜勒、阿里·阿扬、布莱恩·阿费尔布赫、皮耶尔保罗·巴比、杰里米·卡托、J·C·D·克拉克、詹姆斯·埃斯代尔、坎贝尔·弗格森、马丁·雅克、哈罗德·詹姆士、玛雅·叶索诺夫、乔安娜·刘易斯、查尔斯·梅尔、哈桑·马利克、诺埃尔·毛雷尔、伊恩·莫里斯、查尔斯·默里、阿尔·穆萨基奥、格伦–奥哈拉、斯蒂芬·品克、肯·罗格夫、艾玛·罗斯柴尔德、亚历克斯·沃森、阿恩·维斯塔、约翰·王和杰里米·耶伦。也要感谢菲利普·霍夫曼、安德鲁·罗伯茨和罗伯特·威尔金森。本书仍有错误，本人负全部责任。

我想感谢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的校长和同事，及他们在奥丽尔学院和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同事。感谢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的院长约翰·赖希安及其员工。本书完成于伦敦经济学院的线上经济学文件服务中心（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DEAS centre），在那里，作为2010~2011学年的菲利普·罗曼教授，我受到了很好的关照。然而，我最要感谢的，是我在哈佛的同事。要分别感谢哈佛历史系的每位同事会花很长时间，因此，请容许我来个集体感谢：没有你们这些同事的支持、鼓励和智力上的激发，我是不可能写成本书的。同样，请容许我对哈佛商学院来个集体致谢，尤其是欧洲研究中心的全体教师和员工以及国际经济单位商业与政府部门的同事，也要感谢国际事务韦瑟中心，科学和国际事务贝尔弗中心，在经济史研讨会和洛厄尔楼的朋友们。还有查尔斯河两岸我所有的学生，尤其是选修我的通才教育课“世界十九大社会”（Societies of the World 19）的那些学生。本书的写作在你们的课堂上启动，从你们的论文和反馈中得到了极大的帮助。

最后，我向我的家人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尤其感激我的父母和经常被我忽略的孩子们（费利克斯、芙蕾雅和拉克兰），从很多方面看，我是为你们写作了本书，我的孩子们。也不能忘了感谢孩子的妈妈苏珊及我们众多的亲戚。

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一个人——对于西方文明的真正意义及其仍然给世界的启发，他比我认识的任何其他人都理解得更透彻。

2010年12月

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