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带给他们的温柔

许多初来广州的人们，他们收入低微,却心怀梦想。城中村成了他们的暂时安顿之所，甚至为一些人奠定了一飞冲天的基础……

    广州一座有九百年历史的著名城中村正被夷为平地。以后取代它的将是又一处高档CBD，该处的土地成交价达46亿元，楼面地价每平方米八千余元。
    这不是个例，广州市政府将改造138个城中村。广为人诟病的城中村“脏乱差”将得到根治。
    城中村占据了广州城市规划发展区面积的五分之一，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三百万流动人口。
    一项名为“海螺行动”的调查表明，城中村的作用也不能全部否定，在政府尚未为外来低收入群体提供廉租保障时，城中村以低廉的租价，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

外来工的生活起点
    河南籍农民工老杨就蜗居在这样的“廉租房”。
    他和大哥大嫂在广州棠下合租了不足20平方米的单间，月租160元，离他们负责打扫的街道不到十分钟路程。
    凌晨4点45分，老杨摇醒床上熟睡的大哥。5点，老杨和大哥大嫂一起扛着扫把，推着清洁车出门了。
    他在黑漆漆的巷子里七拐八拐，看见了灯光，前面是高大的棠下牌坊。
    在广州，这样的牌坊并不少见，走进这些牌坊，就走进了广州一个又一个城中村。“能修的宅基地都修了房子！”棠下村的钟伯和记者说起了1990年代疯狂的造房运动，“村里的道路狭小，牌坊前运砖的卡车排了1里多路，中山大道的交通都堵死了。”
    钟伯不用工作，他的两栋6层私房，每年房租收入就达几十万元。成了“包租公”和“包租婆”的村民，按月收取房客租金，平时就在村里晒晒太阳，打打麻将。
    “不管你是农民工还是白领，只要交得起房租，就能在这里租房。”钟伯说。
    老杨每月分摊房租60元，每天伙食费4元，每天做清洁工10小时，每月工资850元。“每月还可余下500元寄回家里……”这位河南汉子掰着手指计算城中村给他带来的便利。
    在广州不乏老杨这样的外来工，靠着在城中村较低的生活成本，尽管拿着低微的工资，也略有盈余，这成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下去的理由。

年轻白领的栖身之所
    调查发现，刚在广州起步的白领，往往也会成老杨们的邻居。
    刘平2006年从湘潭大学毕业后来广州工作。他绕了大半个城市找房租，口袋里的钱只允许租在棠下。
    落脚棠下后，他辗转租住过4个地方，曾经白天被撬门搬走电脑。他说：“只要不出门，这儿真的和小区差不多。”每个出租屋的房间有宽带，他呆在家里就可做软件生意。“城中村便宜，而且离市中心近，工作生活便利。”但是，刘平租的房间在三楼，24小时见不到阳光，洗了的衣服要在阳台上挂好几天才能吹干，还充满馊味。“阳光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早出晚归，到家时太阳早下了山。”刘平说。
    房主不停地加高房屋，手机在这里只能当电子表和闹钟使用，在窗台上偶尔可以显示一格微弱的信号，所以打电话基本靠吼。
    深夜可以清楚地听到对面楼里夫妻的吵架和孩子的哭声，他用棉花塞住耳朵，仍难以入眠。“能有一席安身之地，就有一飞冲天的机会。”刘平对未来仍然乐观，他梦想有一天攒够钱，能够在广州某个高档生活小区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这样的梦想并非不能实现，万科的王石和阿里巴巴的马云，都是从城中村里出去的。”持续调查广州城中村的“海螺行动”志愿者郝倩说。

城市的价格洼地
    “只要财力允许，出了村子的人，再也不想回来。”已经“住进高档社区”的雷洁说。
    雷洁之前在棠东村租住了2年。在丈夫的事业有了起色之后，两口子终于攒足了钱，在与棠下一街之隔的骏景花园里买了房子。在棠下，一些类似的小家庭租住1年的农民房，等待1年后高档住宅小区交房。
    搬出村子之后，雷洁再也不愿进入“村子”里，也不愿意看到“村子”里的人进入骏景花园。一些“村子”里的租户则称，到骏景溜达，是为了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只是需要奋斗的时间而已。
    与雷洁不同，钟点工李玉芝说，她看到许多骏景花园的业主会经常进村，买点廉价的生活用品，吃一份便宜的早餐。
    做城中村出租物业生意的斗哥认为：
    “没有城中村，许多来广州打工、给城里人提供廉价服务的人可能会不得不离开，大家会慢慢享受不到便宜的服务。”
    调查城中村的“海螺行动”志愿者们对此也有困惑：低收入务工者赖以立足的城中村正在消失，政府几乎又未给他们提供廉租房。他们承受得了这陡增的生活成本吗？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整个城市的营商成本，是不是最终都要为此埋单？
    广州市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2007年将建262万平方米政府保障型住房，全部解决人均居住面积10平方米以下的五千余户特困户的住房困难。但对外来工的居住困难尚未见纳入政府的解决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