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美国种族简史（6）

爱尔兰人（三）在美国的爱尔兰移民

迁徙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来自一个有4/5的居民生活在农村的国度，在那里，甚至所谓“城区”也大多是一些巴掌大的村镇，大多数居民社区中只是“一簇簇散落在各处平原和山边的小土房子而已”。爱尔兰缺乏现代工业必不可少的炼铁矿藏，而英国政府在当地推行的经济政策，又抵制或摧毁了爱尔兰可能发展的其他工业。在19世纪40年代，当爱尔兰处于大饥荒时，其食品仍然被运往英格兰，英国对爱尔兰的大体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搭乘货轮空舱去英国的单程旅费尚不足10英镑（按当时汇率不到50美元），最贫困的爱尔兰人连这个区区小数都掏不起，所以，占人口1/4的最贫困的爱尔兰人，移民的数量很少。在经济状况上比这些人要高出一个等级的人，常常变卖私产，耗尽积蓄，并借助已在北美的亲属寄回来的贴补，大量向外移民。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有1/3-3/4的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曾受惠于从美国汇回来的资助款。

虽然按爱尔兰本国的标准来衡量，爱尔兰来美的移民不是最穷的，但按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可谓是一贫如洗。一般来说，他们付过越洋旅费之后，身上一文不名，所以刚到美国时，就只好在抵达口岸（主要是波士顿和纽约）凑合着安顿下来，而且通常都住在码头附近。这些来自爱尔兰的乡巴佬，一般都缺乏在大城市谋生的任何有用技能，对于城市生存要素也是一窍不通。然而他们也有其长处：多数人操英语（爱尔兰方言盖尔语已在英国人统治之下消亡了），很可能又有过半数的人是识字的，而且北美那一套盎格鲁–撒克逊制度，与英国强加在他们的祖籍国爱尔兰的制度如出一辙，他们对此早有领教。他们还在政治上培养起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并形成了一个由他们的天主教神甫构成的可靠的社会和政治领导队伍。这些当初在祖籍国曾和爱尔兰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宗教领袖人物，由于受到迫害而被逼上梁山，获取了从事世俗组织工作的经验。更何况，在本土受到异族压迫的爱尔兰人，是一个具有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民族。

来美移民当中，有的人是试探性的，男的先到，然后视情况才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接来。爱尔兰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在19世纪都是举家迁移，这表明从一开始就下定了一去不回的决心。当他们上船时，就已决意要变成美国人。

第一代爱尔兰移民

后来，所谓“爱尔兰人”或“美籍爱尔兰人”，其含义只是指代具有土著爱尔兰血统或凯尔特——爱尔兰血统的人，而不是指苏格兰——爱尔兰人。爱尔兰移民多半集中在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这4个州。纽约的爱尔兰人超过都柏林的人口总数。19世纪共有400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但是美国整个南方却只有8.5万名爱尔兰后裔。爱尔兰人不仅在地理分布方面大量集中在东北部各州，且基本上散布在都市地区，而他们当初在爱尔兰时却基本上都是庄稼汉。他们中有4/5的人住在美国大都会的各社区。

公路和铁路的修筑，运河的开凿，终于吸引大批爱尔兰人离开少数几个大城市，散居到这些交通干线两侧较小的社区里。这些社区实际上就是由当初爱尔兰工人筑路开河时搭起的工棚发展而来的。参军的爱尔兰人，有时则在他们办理退伍手续的兵营附近定居下来。但是，试图组织爱尔兰人向农业地区流动的种种努力却总是劳而无功。在各个孤零零的大农场上经营的美国农业，特别是在边疆地带，与爱尔兰那种在封闭的村落周围巴掌大的土地上从事马铃薯种植，实有天壤之别。除了谋生技能和美国恶劣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差别之外，在美国务农所意味的孤独生活，对素来喜欢群居生活的爱尔兰人来说，是从未尝试过的，而且对他们许多人来说，远离其他爱尔兰人就意味着失去上天主教堂做礼拜的机会。尽管曾有人作过无数次的呼吁和动员，一直到20世纪，美籍爱尔兰人大体上依旧是城市居民。

爱尔兰人大批涌进美国东北部都市地区，从而形成了一种在许多后来抵美的移民种族中再三呈现的居住模式。原为一家人使用的房子往往被分割为若干极小的公寓，每个小公寓里挤着一个大家庭。地下室和亭子间也变成住房，小弄堂里也搭起了临时凑合的栖身之所。此种民居模式，不仅反映了爱尔兰人的贫困，也反映了他们在爱尔兰小土屋里所养成的习惯，能忍受肮脏的生活条件。

作者：[美]托马斯·索威尔 译者：沈宗美 出版：中信出版社

对于那些被迫在肮脏环境干活并缺乏室内供水设备的人来说，整洁既非一种文化价值，亦非一种可以做得到的合理的事。人们竟能任粪便和污物堆积在后院的茅厕里，直到市政当局不得不上门来清除，否则就会溢进明水沟，造成空气不洁，滋生恶性疾病。妥善处理垃圾以防街区鼠害成灾，也是类似于清除粪便这样许许多多城市生活要素之一，其重要性是刚进城的每一批乡下人过一段时间方能领会的。开始是爱尔兰人如此，其后一直延续到今天，其他许多种族也经历过这一过程。爱尔兰人来美后在调整适应期间所付出的代价，比其他种族所付出的代价都要高。以前不为人知的霍乱，在1849年席卷了波士顿，且发病率几乎全部集中在爱尔兰人居住的街区。在纽约，爱尔兰居民区的霍乱发病率也高得离谱。在各个城市里，肺病和火灾定期地普遍殃及爱尔兰人所在的极端拥挤的住区。在来美后早期的艰难适应岁月里，爱尔兰人当中精神病患者的比率也很高。在波士顿，肺病的发病率总是与某一街区居民中爱尔兰人的数目成正比。

从爱尔兰带来的酗酒和斗殴恶习，在美国一直难以根除。在19世纪50年代，纽约逮捕的犯人一半以上是爱尔兰人，一般都是因为酗酒和行为不检，而不是因为有什么重大罪恶。警察局运犯人的车子被称为“帕迪马车”，因为车里装的囚犯经常是爱尔兰后裔。所谓“好斗殴的爱尔兰人”，这个说法的意思包罗万象，从个人之间的吵骂到聚众闹事（美国称之为“唐尼布鲁克斯”。唐尼布鲁克斯是都柏林附近的一个小镇，此地每年举行一次交易会，其间必发生大规模的打斗和混殴），从犯罪团伙到“莫利•麦奎尔”恐怖主义组织，爱尔兰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莫利•麦奎尔”一帮人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大肆进行谋杀和爆炸活动，直到1876年该恐怖组织的20个头头被绞死之后才平息下来。

全美各大商埠的爱尔兰居民段，个个都是社会治安的难点。在纽约，爱尔兰人“集居”的第六区是大名鼎鼎的“血腥老六区”。该市另一个爱尔兰人地段被称为“地狱的厨房”，还有一个被称为“圣•胡安之丘”（因为美军1898年在古巴的“圣•胡安之丘”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在密尔沃基，爱尔兰人“集居”地区被称为“血腥的第三区”。在新奥尔良，爱尔兰人所在的地段“长期以来一直是该市声名狼藉的治安难点之一”。有人说，参加修建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的爱尔兰人，每铺一英里的路基就做下一桩谋杀案。

1863年在纽约市发生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暴乱，就主要是由爱尔兰狂徒掀起的。当时正处于南北战争，征兵的对象大都是像爱尔兰人这样的工人阶级民众。他们对此感到愤愤不平，因而起来造反，几天之内杀死了上千人。但是说句公道话，虽然爱尔兰人在诉诸暴力方面是很突出的（也可能是最厉害的），但他们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大规模使用暴力在19世纪的美国是很平常的现象，而爱尔兰人也是受害者。反天主教的暴乱分子侵袭过爱尔兰人的街区，焚毁他们的教堂和住宅，攻击他们。

爱尔兰人也曾大力革故鼎新。各个禁酒团体曾与世代沿袭的酗酒恶习作过斗争。移民援助团体为了防止刚刚抵美的人让坏人把身上仅有的几个钱骗个精光，也提供了多项服务。天主教在各方面都积极祛邪扶正，从办教育、搞慈善，到反对别人不敢反对的恐怖主义组织等，不胜枚举。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爱尔兰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和被社会接受的程度，仍进展缓慢。1855年纽约州的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在纽约市从业的爱尔兰人中有1/4是家庭佣人，另有1/4是体力劳动者和其他种类的非熟练工人。在波士顿，2/3的爱尔兰人不是非熟练工人就是家庭佣人。在密尔沃基、圣路易斯、底特律、新奥尔良和其他大城市，爱尔兰的就业情况也与此类似。当时没有哪个移民种族像爱尔兰人这样集中在美国经济阶梯的最底层。在1850年的波士顿，甚至黑人人口中从事体力活和充当家仆的比例，也大大低于爱尔兰人，而且在19世纪中期，波士顿的自由黑人在经济状况上一般要比爱尔兰人好过些。

爱尔兰人不仅突出地滞留在非熟练工作岗位上，而且还从事艰苦、肮脏且危险的工作，比如采煤、筑路和开凿运河等。疟疾经常在开凿运河的工作当中蔓延开来，因而被称为“运河病”。痢疾和霍乱也时常流行，而且往往致人死命。修长铁路死了那么多的人，以致有人说“每一根枕木底下都埋葬着一个爱尔兰人”。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爱尔兰人常常顶替黑人去干那些被认为是十分危险的工作，因为黑人被视为一笔可观的投资。

爱尔兰移民所从事的工作，不仅仅艰苦、肮脏和危险而已，这些工作正如一切非熟练的技术工作一样，当时是不稳定的（即便今天也是如此）。运河开好了，铁路修成了，工人也就失业了。对其他许多建筑工种、季节工和临时工来说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爱尔兰妇女找工作反倒比他们的男同胞来得容易些，因为她们一般都是替人做家仆或充当洗衣妇。这种情形后来也发生在黑人身上。

就像当初在祖籍国时一样，爱尔兰移民的贫困和持家不俭，经常使他们在时运不佳时变得一无所有，只好靠慈善机构的施舍度日。在19世纪早期的爱尔兰，甚至在大饥荒之前，穷人举家外出“流浪数月，从一个教区到另一个教区，沿门托钵”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带到美国来的那种向公立慈善机构求助的积习是根深蒂固的。波士顿救济穷人的预算支出，在1845-1855年爱尔兰人向该地大量流入期间，增加了一倍多，而1845年之前该市此项预算多年来一直是相对稳定的。在同一时期的纽约市，救济院里有60%的人是在爱尔兰出生的。直至1906年，穷汉、乞丐和住在救济院里的人，其中爱尔兰裔人要比意大利裔人来得多，尽管意大利移民来美要比爱尔兰人晚了一代人的时间，且他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岁月里，一般来说要比爱尔兰移民还穷呢。在爱尔兰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里，人们对接受慈善施舍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态度不同的影响超过了他们各自在美经济状况的影响。这两个国家在文化上的类似区别，还表现在他们对待抛弃妻室儿女的不同态度上。在19世纪40年代，“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认定，凡孤儿皆是爱尔兰人后代”。直至1914年，住在曼哈顿西端的爱尔兰人家族，约有半数之众是没有父亲的。意大利人当中就不存在这种情形。

尽管当时的观察家和后来的学者都把爱尔兰移民描绘为缺乏勤俭精神的人，但是爱尔兰人在向天主教教会捐款方面，在从菲薄的收入中挤出钱汇给远在祖籍国的亲人方面，却留下出色的记录。从美国汇回爱尔兰的钱，使许多人得以在19世纪40年代的饥荒时期移民来美，仅在1848-1864年，美籍爱尔兰人寄回国的钱，总数就达6500万美元。爱尔兰人能够而且也确实能够有所积蓄，把这些积蓄慷慨地捐给了他们的教会和寄给家人。然而，他们在理财上不善于从长计议；处在困境中，他们向公共慈善机构伸手时并不感到难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