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续篇：做沙丁鱼，还是做咸鱼

是选择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家当死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

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广州，珠江边，一位白领大声呐喊，发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CFP/图）

三个月后，张一轩受够了老家那个长江边上的地级市，回到北京。就像2010年9月，他受够了北京，头也不回地投奔老家一样。

他走那会儿，正好赶上“逃离北上广”的浪潮。2010年下半年，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白领中兴起到二三线城市安家的讨论。而张一轩的归途，又赶上了“逃回北上广”的热潮。

单就回家这一段路，张一轩走得要比其他人顺畅。父母在当地颇有声望，沾他们的光，张一轩自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甚至没有参加统一的公务员招考，当地烟草局就收了他，领导很大气，说，明年考一个试就完了，你肯定过。

一批年龄在30岁上下，混迹于北上广的外省青年们，当初也都和张一轩一样，以为老家意味着更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更惬意的幸福细节。逃离北上广。口号叫得嘹亮，带着爷不留此处的痛快。

重返家乡，重拾以前的老交情。终究需要一个台阶，事关面子，这无异于让他们承认，迄今为止所有出走的尝试都失败了，丢掉既有的圈子，他们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努力，让邻里邻居眼睁睁瞧着，这个迷途知返的人。

不过再怎么着，面子也比蜗居的现实更廉价。摇摆之间，返程的机票或者车票就订好了。

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张往返程的票根，是两个城市对他们下达的“不适宜鉴定书”。北上广以及家乡都不适应自己了。外省青年眼里，北京是堵的，贵的，拥挤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广。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依旧是别人的。

来者与去者

张一轩吃回头草、在北京石景山那边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出头的工作的时候，祖籍江苏的刘寅则酝酿着离开北京。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到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大数里，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也有“蚁族”，大学扩招后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往往在大城市打拼5年，如果没有实现梦想，大部分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十五万“蚁族”。（数据来自学者廉思的调查《2010年中国“蚁族”生存报告》）。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超前10年到来，愈发严峻了。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满税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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