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三）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十一

民国时期当然存在社会和制度上的严重问题，但是古今中外各种制度下都有过的乱世图景，不能与制度问题混为一谈，辛亥之后的社会与制度并非漆黑一片，这是应该辨明的

关于民国经济评价的两个辩论

我对民国经济的论述后来招致许多批评。值得辨析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说战争的破坏不能与制度评价分开，民国时期战乱多，正是“万恶的旧社会”必有的结果；二是说我上述的“民国时期最高水平”包含了伪满时期的东北，而那时东北的建设是日本人搞的，不能算在民国的账上。

从1894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净增了3.52倍；同一时期，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了1.98倍。虽然增长很快，但由于基数极低，横向比较起来，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仍然十分可怜。不过纵向对比，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说慢。图为1948 年，南京一家工厂工人上班时打卡签到的场景。 图片采自秦风老照片馆编《一个时代的谢幕》（广西师大，2007）

对于第一点，我前已说明，那时国内的“乱世”和乱后的太平一样，在我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而国际上的大战也席卷了不同制度的国家。同样是帝制时代，你不能以“永嘉之乱”证明“旧社会的黑暗”而以“文景之治”来证明“新社会的优越“吧？如果说中国遭日寇侵略是“旧社会”必有的；苏联遭德国侵略，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必有的？沙俄帝国崩溃导致惨烈的战乱，有人说是资本主义的过错；可苏联解体导致的混乱，又是谁的过错呢？

其实，治乱之别在各种制度下都存在，倒是治乱之际的“剧变”，无论追求什么制度，对于“变后之乱”都有“事件”上的直接因果联系（至少是逻辑学上的“前后件”的联系）。有人（例如萧功秦先生）因此反对一切剧变，追求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他反对，追求“资本主义”的叶利钦变革他同样反对，追求宪政民主的辛亥革命当然也在他的反对之列，这个逻辑倒是彻底的。前面已说过，我不赞成这样肤浅的反对。但是就“直接因果”而言，你不能不说他们的反对事出有因。

但有趣的是，我的上述批评者并不是萧先生那样的人，而是一批“左派”朋友，他们赞成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革命”。鼓吹革命，却又把革命建立的民国说得一团漆黑，并且绝对不考虑“乱世”的因素，而对革命后果作本质性的全盘否定，这哪里还有一点逻辑呢？

我当然不否认民国时期存在社会和制度上的严重问题，即辛亥革命“尚未成功”的那些体现，以后我还会详加论述。但是古今中外各种制度下都有过的乱世图景，不能与制度问题混为一谈，辛亥之后的社会与制度并非漆黑一片，这是应该辨明的。

对于第二点，首先从比较统计的对应性来讲，把民国时期的全国经济，切掉东北这一块，来与民国以后包括东北在内的全国经济作对比，这合理吗？要知道东北并非无足轻重，它作为全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中心的地位，在1949年前后，直到1960年代中国与苏联闹掰、开始搞“三线建设”之时，并无变化。先把这一中心拿掉，再来反衬合并这一中心后的“成长”，能符合客观实际吗？而且，过去用作比较基点的1949年数字是包括东北的，为什么“民国时期中国”的最高年产量却要去掉东北？

尽管1949年时东北工业因抗战末期与内战的破坏，尤其是苏军占领期间的疯狂拆卸，已成废墟，但正如德日战后的情况那样，战争能摧毁工业的“硬件”，“软件”即工业文明造就的人文资源仍在。1950年代，东北在苏联援助下能迅速复兴，与此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对1945年前东北的工业化成果，新中国也有所继承，这些成果怎能记在日本人名下呢？

其实，前苏联的发展成就统计，就有个比较基点，即&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