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人民公社”即将终结

三十多年不断囤地、富甲一方的中山崖口村最终遭到了求卖地暴富的村民的反叛，靠地租补贴的这个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正在失去制度保障。

崖口村保留下来的人民公社体制，实际上承担的保障功能要远大于生产功能。入社的社员基本都是村里出不去的相对弱势的人群。他们的种田收入远高于内地农民。

随着越来越多的集体土地被出售、财富平分到个人后，“人民公社”正在失去它的制度保障——集体土地的地租。

2011年8月14日，崖口村的社员们在插秧。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图）

祠堂门口，每天的出工通知和工分表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图）

卖掉的土地上，新项目已经动工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图）

2011年初，担任了37年村支书、经历了十五任乡党委书记的陆汉满终于“下岗”了。

72岁的他是“被迫”下岗的。卸任前，陆在写给上级的信中总结自己在任期间干成的三件大事，头一件即是：搞了37年共同体的乌托邦。另两件是围垦和建庙。

这个他几乎领导了一辈子的、位于伶仃洋畔的珠三角村庄——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被称为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在崖口，至今依然有一部分村民在实行“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的“人民公社制”。

而三十多年来，当珠三角其他村庄几乎都走上了在土地种工厂的道路后，处于黄金位置的崖口，却反其道而行：陆汉满不断围垦，把崖口村的面积扩大了6倍。到2000年左右，崖口土地已有4万多亩，光农业用地就达到了3500多亩，成为珠三角屈指可数的大村。仅地租收入，每年就超过1000万。围垦的土地陆续到期，租金收入也越来越高。

37年来，陆汉满为这个三千多人的崖口村积累的财富多达五六十个亿。

然而，在财富的分配上，笃信“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的陆把从围垦土地上获得的租金补贴给了参与“人民公社”制的村民。而这些仍然自称“社员”的村民基本上可以说是村庄的弱势人群——出不去的人。

社员们参加集体劳动，一个人一年的收入一般有一万四到一万六，勤劳一些的，甚至可以挣到两万多，远高于内地种地农民的收入。

不过即使在最鼎盛时期，“社员”也只占崖口适龄劳动人口的约三分之一——整个崖口村适龄劳动人口大概有1700多人，参加公社劳动的，最多时也不过600多人。

其他的村民，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出外做生意，他们的收入大多高过留守者。崖口村里早期走出的大学生、现在在中山做律师的谭顺宁说：崖口保留下来的这套公社体制，实际上承担的保障功能要远大于生产功能。

然而，这个“乌托邦”或许正在消失。

随着敬畏土地、笃信土地能为子孙后代造福而坚持囤地不卖地的老村支书的离去，随着越来越多的集体土地被出售财富平分到个人后，“人民公社”正在失去它的制度保障——集体土地的地租。

弱势村民的改良“公社”

每季稻收割之后，村会计就会用每一个生产队的现金总收入除以该队的工分总数，算出每一个工分的分值，而个人，则根据工分的多少分到不等的收入。

8月14日早上8点，52岁的程大妈来到崖口村东头的祠堂，大门旁边的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粉笔字：14号，八点半带桶仔秧地起秧，北山界出面吼下铺补秧。

这是今天的农活安排。程大妈带上斗篷，往只有村民们读得懂的目的地走去。田头，已经有几个早到的村民在等着队长分工。

程大妈们仍以“社员”自称，村里的生产，几乎全